“北平李丽”本名李丽，生于1910年，民国时期的着名交际花。这段尘封半个多世纪的间谍故事，因为戴笠的离奇身亡而不为人知。李丽于若干年前在台湾去世，享年93岁。
在多名退休特工的奔走下，并获得李丽儿子的同意，李丽生前所撰回忆录《误我风月三十年》终于出版。李丽的传奇故事，也开始在情报圈内渐渐传开。
根据李丽的自述，1927年前后，她开始以交际花、名媛的身份在东北活动，结识了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和川岛芳子。一次，土肥原请客。席间，李丽第一次见到少帅张学良和他的弟弟张学铭。李丽问川岛芳子是否为土肥原的女友，充满醋意的川岛芳子反问她，是不是张学良的女友——在李丽的生日派对上，张学良与李丽开跳第一支舞。随后，李丽来到上海拍电影。
1935年，李丽成为上海舞后，时常登上报纸的花边新闻版。其间，戴笠以“谭某某”的化名向她布置任务。但李丽当时还不知他的真实身份。抗战军兴。1938年，李丽正式加入军统。戴笠与她单线联系，立下“不论何时何地，只能他找我，不能我找他”的约定。李丽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接近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特务头子丁默?。
在沦陷后的上海，李丽认识了日酋烟俊六、冈村宁次、松井石根、柴山兼四郎与矢崎勘十郎。其中，曾任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的柴山与矢崎，都追求过她。
由于这层关系，加上“北平李丽”的交际花名号，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和丁默?等人，不时到李丽家中闲坐。一次，李丽与京剧大师梅兰芳(李丽拜梅为师)受松井之邀，来到广州。梅兰芳不唱戏，只露脸，由她唱。公演结束后，松井带李丽回官邸，还没有上床，他就不胜酒力，醉倒了。李趁机偷阅军事文件，并设法将情报传递了出去。半个月后，军统密令嘉奖，电文称“情报准确，日军10多艘运兵船被我方击沉，日军伤亡1000余人”。
戴笠出事后她生下“遗腹子”
以残酷无情着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国的间谍大师”的文章说，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报人员在活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福摩萨、暹罗、马来半岛、南太平洋群岛、锡兰、缅甸和印度。
据李丽自传，她的情报生涯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她与戴笠最后一次见面，是1945年的圣诞节。当晚，中美合作所在上海举行联欢会，戴笠本来要公开带李丽现身，被她婉拒。不料错过了这次机会，她此后再未见到戴笠。
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戴笠死后，章士钊先生题挽联。
李丽回忆录中写道，戴笠飞机失事前，准备去见的女人，正是李丽。此前，戴笠发电报约李丽在上海碰面。结果，李丽苦等了3天，等到的却是噩耗。她用一个词来形容——“欲哭无泪”。李丽认为，只有戴笠最了解她，晚年想到自身的处境，与戴笠交往的旧事，“泪洒湘江水，点点不断流”。
1955年，李丽从香港到台湾定居。不过，她还是很难与政治脱离干系。由于汪伪政权的两任最高军事顾问——柴山与矢崎，都曾是她的“入幕之宾”，她长期被视为“女汉奸”。李丽的儿子随母姓，父亲一栏为空白。当时生子之后，戴笠曾于香港九龙窝打老道给她买了一栋洋房。
情报圈盛传她与戴笠的私生子事件
李丽在回忆录中写道，“为着惧怕影响他人名誉地位，恕我不能道出儿子的姓氏。”这也是台湾岛内情报圈盛传她与戴笠生有一子的依据。其子李先生曾进入“台湾情报局”受训。上司问他父亲是谁，他只得回答了生父的姓名。这也是李先生唯一一次提及自己的父亲。李先生在“台湾情报局”工作10年。退役后，他转而经商，收入颇丰。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及自己的身世，他说，“如果你们写出来，我既不证实，也不否认”。
这位李先生还说，当年他们母子赴台后，一度经济窘迫，母亲多次找过情报部门，寻求帮助。
李丽请求情报部门帮忙，一次是李先生师大附中毕业，考上私立大学，学费太贵，“我母亲只好打电话给‘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于是我未经考试，就进了情干班受训”。
另一次则是情干班毕业，李先生本来要分发到阳明山的电讯单位，要值夜班，他想待在局本部，也是李丽出面解决的。李先生回忆说，小时候家中常有老一辈情报人员拜访。“国防部次长”郑介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等高官的眷属，是母亲的麻将搭子。叶翔之当“局长”时，母亲曾受邀出席餐会，坐的是主桌位置。
人妻胡蝶是如何收服国民党第一“淫魔”戴笠
在与原配妻子生活时，戴笠就曾背着妻子在外面花天酒地。元配妻子叫毛秀丛，是一位缠过足的农村姑娘，与戴笠生下独子戴藏宜，在戴笠得志后遭嫌弃。毛秀丛发现戴笠乱搞女人还染上性病后，一气之下回了浙江江山老家，再也没有与戴笠讲过一句话，直至1939年去世。独身的戴笠更加肆无忌惮，四处猎艳。
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后，戴笠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工作，办公地点在罗家湾军统局本部。住地有曾家岩151号(现中山四路85号)、上清寺康庄3号两处。前者对外称为戴公馆，后者是从鲜英家租借的。到重庆后，戴笠在认识影后胡蝶之前，对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学生余淑衡宠爱有加。余淑衡是湖南人，大学毕业后，于1938年进入军统在重庆举办的外交训练班学习。因其长相出众，成绩优秀，鹤立鸡群，兼任班主任的戴笠一眼就看上了她。余淑衡毕业后，戴笠把她调到身边当秘书，以掩人耳目。戴笠与余淑衡相好后，同居于曾家岩151号，两人如胶似漆，难舍难分。
戴笠甚至取了一个化名叫“余龙”，他讨好地对余淑衡说：“我取这个名字，表示我很愿意做余家的乘龙快婿。”
作为一代色魔，戴笠对胡蝶倾注了满腔的爱。自从得到胡蝶后，他奇迹般地一改过去到处追逐女人、渔猎美色的行为，同时也解开了还系在余淑衡等人身上的袅袅情丝。也许，面对着美貌绝伦、聪明伶俐、善解人意、柔情万种而又闻名遐迩的一代红星，戴笠心满意足了。
抗战胜利，戴笠准备与胡蝶正式结婚，嘱咐胡蝶飞往上海，先与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潘有声迫于权势，只得同意与胡蝶解除婚姻关系。但由于戴笠飞机失事摔死，这一计划未能如愿。胡蝶则与潘有声一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上海再次迁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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