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的《伶人往事》里讲过她的父亲章伯钧请京剧大师马连良吃饭的故事：
刚过午休，几个穿着白衣白裤的人就进了章家厨房，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等水烧开，放碱，然后用碱水洗厨房，洗到案板发白，地砖见了本色才罢手。再过了一个时辰，又来了一拨儿穿白色衣裤的人，肩挑手扛着整桌酒席用具，还有人扛着烤鸭用的大捆苹果木枝。
院子里，肥鸭流油飘香，厨师在白布上使用着自己带来的案板、炊具——连抹布都是自备的，雪白。
章伯钧请马连良吃饭，结果自家只用了水和火。
章诒和的评价很动人：“不管北京城头悬挂什么旗子，报纸上宣传什么主义，马连良这样的艺人都细心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精心琢磨那份属于自己的舞台和角色。活在个体的生动感受中，以自己独特又隐秘的方式活着。”
那一代人如何活着？具象地说，是活得“有规矩”；抽象地说，是活得“有样子”；简单地说，是活得有尊严；往大了说，是依然有着某种精神制约，服从于某种精神力量——高于柴米油盐的精神力量。
伶人已逝，“第一玩家”王世襄的去世，让很多人哀叹某种生活方式的结束，这种生活方式就是两个字，“讲究”。“讲究”并不代表财富——用金钱穷凶极恶地堆积奢华的生活方式，未免失了分寸。
直至今日，人们终于不必隐藏对于生活细节的追求，以至于对物质有种报复式的恶形恶状的追求：把苦过的日子赚回来。“享受生活”的说法重新回到话语当中，并且被自动等同于豪门豪宅豪车。
享受生活，不应是享受生活的豪华，而是享受生活的分寸感。
日本著名的民艺理论家柳宗悦谈论器物时说：“每天使用的器具，不允许华丽、烦琐、病态，而必须结实耐用。忍耐、健全、实诚的德行才是‘器物之心’。”朴素的器物因为被使用而变得更美，人们因为爱其美而更愿意使用，人和物因此有了主仆一样的默契和亲密的关系。
人与器物的关系，如同人与生活的关系。
我刚刚去了日本的京都，入住那里的旅馆，常常给人以“家徒四壁”的感觉：朴素吸音的墙壁，一张榻榻米，没有什么娱乐设施，洗澡如厕皆不在房间内，这样的布置，简单得几乎有了“寒苦”的感觉，除了睡觉、喝茶，似乎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干。
出门，连庭院都是枯山水，人就这样和自己形影相吊。
现代人往往精疲力竭地追逐眼花缭乱的富足，然后再花大价钱、大把时间去清贫简陋的环境中体验，并命名为“修行”，如同追逐吊在自己眼前香蕉的猴子。
殊不知，生活才是最好的修行方式。
我们谈论金钱、谈论社会、谈论变革、谈论技术、谈论未来，却越来越少地谈论生活。当我们谈论生活时，我们谈论焦虑、谈论烦恼、谈论不满、谈论他人，而越来越少地谈论生活本身的本质。
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是人该以怎样的品相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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