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1年8月，山东省“无为金丹道”头子王仲笃自封“天皇”发动了一场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暴乱。这次暴乱波及七八个县，祸及几十个村庄，匪徒们杀人、抢劫、奸淫，无恶不作，给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暴乱发生后，解放军迅速出动3个团的兵力，在当地公安干警和民兵的协助下，很快平息了这场披着宗教外衣企图颠覆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暴乱。
撒大谎造谣惑众，愚道徒奉为“神明”
王仲笃，山东博兴县兴福区汾王村人，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父亲叫王延湖，原先是个中医，后来借行医之便组织发展了一个叫“圣贤道”的道会组织，成为一个颇有势力的会门头头。王仲笃自幼好逸恶劳，只念过2年书就宁死不读书了，此后务过农经过商，但均因嫌苦嫌累而作罢。王仲笃虽说是个花花少爷，但为人有心计，很会笼络人心，脑袋瓜子灵活。他东奔西走了几年，发现像他父亲那样传道收徒，才能发挥自己的“才华”，于是承袭了父亲的衣钵，干起了传道收徒的勾当。他凭借自己那三寸不烂之舌，四处游说，广收门徒，逐渐成为“圣贤道”最有势力的人物。
1944年初，王仲笃把“圣贤道”改为“无为金丹道”，并自称法号“无为胜有为”。王仲笃宣扬日本侵略中国是天意，认为战争中生灵涂炭也是命该如此。他大肆造谣恫吓群众，说共产党现在掌权了，紧接着是千年不遇的“末劫年”。末劫年一到，人们将要死去大半，那时候，社会要出现房无人住，衣无人穿，地无人种，饭无人吃的现象，整个世界将呈现很长时间的混沌黑暗的状态。他又从自然天象上造谣，说未来的“红阳劫”定会实现，劫过后将出现“白阳劫”，这时会出现天换地换，与现在完全两个世界。他还不遗余力地宣称，他曾请过上下八仙，都说世人要临近“末劫年”，人们都要经受大劫难，要想求得解脱，只有入道方能幸免。这些恐怖离奇的内容，使很多愚昧群众内心惶恐不安，纷纷加入道会以求解脱，不少人对他大加吹捧，奉为“神明”。
为了进一步欺骗群众，他竟自称是古代仓颉转世，他对道徒说，别看现在“无为金丹道”叫“无为”，将来末劫年一到，“无为”就可变“有为”了。王仲笃还胡说其父的师傅吴帮固是姜子牙转世，声称其如何如何法力无边，还说他到处寻找活佛，最后在高青县找到了一个地主高殿生，称高为周公下凡。高殿生不能左右形势和群众，便说真的弥勒佛是自己的长工唐坤侯，说唐是文王下凡。从此，高对唐顶礼膜拜，五体投地，扬言将来万教归一时，天下就是他们的了。
为了建立“天国”进行反革命暴乱，王仲笃还笼络了一批文人学士，帮着抄写和整理宣传材料。参加这项活动的人有十几个，重要的有王仲华、魏云田、高寅东、周汉志、朱凤岐等人。王仲笃如此一搞，在道徒中名声大振。许多人认为他识字不多，竟能上识天文，下知地理，还能造字，不是道仙又是什么？他的“御”用文人王登荣就是被迷惑较深的一个。这位饱读诗书身为小学教师的老先生，终日用蝇头小楷抄写那乌七八糟的材料，死心塌地为其效劳出力。
为了要挟道徒使他们俯首帖耳任他摆布，王仲笃还制定了一套带有恐吓性的法规。他在上香之后，总要念念有词，告诫道徒：凡道中之事，不许泄露，将来有马同骑，有难同受，有福同享，有衣同穿，有饭同吃；否则，五雷轰顶，不得好死。因此，许多道徒欲罢不能，难以退出，只好跟随他走上反革命暴乱之路。
设九坛为害四方，封“诸臣”密谋登基
为了实现他的“天皇”野心，王仲笃挖空心思，运用各种手段，扩大其反革命党羽。除在当地几十个村子发展一批批爪牙外，还派得力干将到外地活动。
王仲笃根据道徒的分布情况，确定了9个分坛。他的父亲王延湖是总坛主，名为巽风会坛主。分坛有金斗、五挂、九峰、双喜、八德、五凤、青云、瑞瑶、金山等9个，分坛主均是当地道会头目。根据会规，一旦总坛主有事，分坛主必须马上派人联系，效忠效力。这些做法在发展道会势力，巩固王仲笃在道会中的权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仲笃的信徒们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按照王的旨意，四处奔走，拉帮结伙，秘密进行反革命活动。如王仲笃的心腹陈新堂，原是国民党某部的一个营长，入道后成为王的得力助手，陈新堂经常持枪在博兴、桓台边境活动。1951年春，陈新堂在张店与索镇之间，打昏了桓台县公安局的一名干警，抢去了匣子枪和自行车。
为了扩大“无为金丹道”的影响，王仲笃还积极与其他反动会门联系。如新安的“九宫道”、青州的“一贯道”、桓台的“华龙会”、淄川的“铁板会”、徐州的“白阳道”等，都和“无为金丹道”有密切的关系。
1951年夏天，“无为金丹道”势力越来越大，王仲笃认为做皇帝的时机已到，便大言不惭地在道徒中宣称，自己是“十八子”，是上天派下来的当然统帅。他狂妄地说，自己是打天下坐天下的人，等换了天下，自己就坐第一把交椅，称“天皇”，是自然的总司令。这一招没有在道徒中引起异议，王仲笃的胆子更大了，便着手筹备发动暴乱和登“天皇”宝座。
他首先分封百官，封他左右心腹之人为军政大臣，封刘金亭为总指挥，陈新堂为参谋长，王成五为行政院长，王成善为财政部长，等等，他还让这些“大臣”们向他宣誓效忠，统统听他的号令。
王仲笃集中了道徒中的一些巧匠，为他精心绣制了一面金线黄龙旗，作为他称皇时的国旗，也作为向解放军进攻的军旗。关于称皇时的服装问题，他让这些女道徒参照旧戏剧服装制作了一套套黄袍，他自己、各位部长、各路指挥每人一套。他梦想有朝一日自己黄袍加身，成为执掌江山面南而坐的皇帝。至于“天皇”的皇宫，王仲笃的想法更是令人发笑。他宣称，不用道徒为此操心，更不必大兴土木，现成的宫殿有的是。他说，只要大家一条心好好干，就能把共产党推翻，到那时北京、沈阳、长春等大城市控制在自己手里，旧有的宫殿就可任意挑选，愿意把宫殿设在哪里都行，所以完全用不着大搞建筑工程。
王仲笃一伙经过一番潜心策划，认为发动武装暴乱的时机到了。
武装暴乱惊全国，军民合力灭叛匪
1951年8月初，王仲笃以博兴县的汾王村和傅园村为基地，联络了利津、桓台、淄川、高青等县的一批道徒，组成了所谓的“中华人民革命建国义勇军”，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反革命武装暴乱。
匪徒首先在傅园村集结，然后兵分两路开始行动。南路的匪徒由王仲笃亲自指挥，有匪徒100多人。他们从傅园村出发，直奔临淄县北境。在大柳树屯，匪徒们砸开了供销门市部，把店里的雨衣、胶鞋、手电筒、副食品抢劫一空。据事后俘虏交待，这些东西是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必需品。大柳树屯抢劫之后，这伙匪徒又窜到大夫店、房家庄，在房家庄内奸的配合下，匪徒们竟残忍地将不肯跟随他们的一名小学教师和一名村干部杀害。
北路的匪军一共有兵力近百人，这伙匪徒从傅园村出发，第一站到了驸马村。该村公安员杨延先是一个潜藏的反革命分子，早就和王仲笃拉上关系而被任命为大队长。杨见匪徒已到，马上把枪交出，在他的指挥下，村内几个叛乱分子立即把村长抓起来，用砖活活砸死，然后扔进井内。这伙匪徒在驸马村闹腾了半夜，又去兴和益乡公所，欲杀害乡干部和夺取枪支弹药，幸亏乡公所同志有所防范，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匪徒们离开兴和益后，又窜到利城区的刘耿村。王仲笃的表弟韩秃子公开响应，并引路包围了村民兵队部。守夜的两名民兵寡不敌众，只能看着这伙匪徒把七八枝大枪抢走。匪徒们在村中折腾了一番，在村小学后墙上张贴了反动标语，看看天将拂晓，才匆忙打了两枪，撤出了刘耿村，欲与王仲笃的匪军会合。
事后，匪徒们在供词中写道：“原拟南北两股集结以后，北上赶往辛安农场。通过此地内线，再缴下该单位的几条枪，然后进城。入城后首先进攻公安局，夺取枪弹，即动手劫狱，劫走王之父王延湖和心腹王登荣等人。”只因天色已亮，没有实施。
事发之前，中共博兴县委曾专门召开了各区委书记会议，布置防特防盗的夏防工作。兴福区委书记陈树榛会后还没来得及与区长研究如何落实，王仲笃就开始行动了。兴福区委和区政府一面调集各村民兵追剿匪徒，一面派人速报县委，要求火速增援。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得知情况，认为事态相当严重，马上将消息转告了山东省军区，山东省军区又马上报告了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立即命令就近的山东省惠民、德州、潍坊军分区各派一个团的兵力日夜兼程赶往博兴剿匪，同时命令山东省附近的其他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当天下午，惠民军分区陈司令员受山东省军区委派，在博兴县兴福区成立了临时剿匪指挥部，陈司令员任指挥，博兴县长马怡亭任副指挥，成员包括博兴县公安局长赵子安及陈树榛等人。
不久，解放军三个团的兵力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兴福区，并将匪徒们藏身的大片的青纱帐包围起来，向敌人发起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匪徒们一看是解放军正规部队，再也无心恋战了。他们一个个心慌意乱，不少人脱掉衣服，扔出枪支子弹，只穿短裤逃出青纱帐。战斗仅仅几个小时就结束了。从俘虏口中得知，俘虏中没有王仲笃，王仲笃在附近驸马村有个干姐姐，他可能带领一部分人投奔她去了。获得这一线索后，指挥部立即派部队缉拿王仲笃。在驸马村经过一番激烈枪战，王仲笃终于束手就擒。王仲笃在押期间，经过多次审讯，才将部分未落网的同伙供出来。公安部门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将匪徒一一缉拿归案。
博兴县政法机关根据“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对在押的150多名反革命分子分别进行了处理，先后数次召开公判大会，将王仲笃、王延湖父子等29名骨干分子处以死刑，判处无期和有期徒刑的有80余人，其余胁从者被释放回家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至此，这个反动透顶、愚不可及的“无为金丹道”反革命组织终于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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