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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1958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后，便不可遏制地一步步走向恶化。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隆重庆祝国庆10周年。赫鲁晓夫在来北京前刚刚参加过美苏戴维营会议。此前，中印边境出现流血冲突，作为中国盟国的苏联却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以中间人的口吻呼吁双方和平解决。苏联不顾自己盟友的利益拉拢印度，却要中国服从它的利益，这自然引起毛泽东的愤慨。
赫鲁晓夫到达的当天晚上，中共领导人与苏共领导人便在中南海颐年堂发生了激烈争吵。据当事者称，当时的情景，可以用“吵得一塌糊涂”来形容。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不打算履行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协议(6月间只是称“暂缓”)，毛泽东只是平淡地回答：“那也好，由我们自己来干。”
这时中苏之间出现争吵，关键问题在于赫鲁晓夫刚刚访问美国实行了关系“缓和”，因此要求中国也要服从这一苏联外交的需要，在周边也要相应地实行缓和，对美国和印度都不能强调斗争。一向坚持独立自主的毛泽东当然不买账，严厉批评苏联的妥协政策违反了马列主义，并加上“半修正主义”之称(当时中共讲修正主义还是指南斯拉夫)。赫鲁晓夫则用更难听的语言讽刺中共领导是“好斗的公鸡”。
过去中苏两国关系好时，谁都不提历史遗留的两国边界问题，而一旦出现争吵，过去的老账便难免会搬出来。在赫鲁晓夫访华前，即1959年9月初，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米哈伊尔·齐米亚宁为出访准备的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长达30页的绝密报告中便谈到：“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国展开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右派分子”“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齐米亚宁认为，“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还是指出：“尽管有过右派分子的叫嚣，中国朋友却从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这是目前发现的苏联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对中国在中苏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反映，表现出对中国可能重提历史旧账的满腹疑团。
10月2日，赫鲁晓夫在同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长达7小时的会谈中，就中印边境事件对中国进行指责。周恩来则反驳说：你们领土问题处理的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示意中苏之间也有领土归属问题尚待解决。这是自“中苏蜜月”以来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内部会谈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责，并且首次提到了双方敏感而又回避的边界问题。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赫鲁晓夫在离开中国时建议，双方都烧掉10月2日的会谈记录。中国方面如实去做了，现在有关这次争吵的记述都引自当事者的回忆。苏联瓦解后，俄罗斯档案中也找不到这份记录，证明也已销毁。不过苏共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苏斯洛夫在党内高层干部中就此事做了一个报告，大篇地指责中国，从此把中苏分歧在其党内上层干部中公开。
进入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更是日益恶化。起初引起中苏交涉的是中印边界纠纷，接着是对国际形势缓和的看法以及斯大林的评价等问题。
1960年1月19日，得知苏联领导人即将访印的消息后，周恩来接见了苏联大使，要求大使转告苏共中央，苏联领导人访印时最好不要过问中印边界问题，以免被印度资产阶级利用并暴露两党之间的分歧。1月22日苏联大使见陈毅时答复说，苏共中央已经表示，苏联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会“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干预。过去“兄弟般”的盟国竟说这种话，自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极度不满。1月26日，周恩来再见苏联大使，对苏联关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的提法表示惊讶，严肃地指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时，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中立，这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是一个新现象。”
这一“新现象”，其实意味着两家为各自利益，已经不能维持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团结一致的局面了。
1月31日，苏联大使又把赫鲁晓夫的一封信转交给毛泽东。信中称，苏联打算单方面宣布在一年半至两年内裁减120万军队。毛泽东当即要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请苏联大使转告赫鲁晓夫说：中共中央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斗争步骤。
赫鲁晓夫这封信的意思，是要中国方面在裁军问题上表现出配合状态，以使他同美国打交道时更有本钱。毛泽东却恰恰不愿配合，因为此时他已不愿让苏联以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代言人和“老大”自居。
2月初，华沙条约首脑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召开，讨论裁军问题。中国派出康生、刘晓、伍修权作为观察员前往。在赫鲁晓夫大力主张两大阵营同时裁军时，中方代表康生却对会议提出的裁军主张持保留态度。康生在2月4日的发言当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防止苏联在裁军等问题上代我承担义务的精神，一面表示赞成普遍裁军，一面声明，在没有中国直接参加的情况下，中国将不承担任何裁军义务。
这一态度，明显是反对美苏两家主宰世界，令赫鲁晓夫恼羞成怒。他在会上指名攻击中共和毛泽东，批评中国不给苏共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即不配合他对美国的缓和政策。接着，苏共的口头通知又给中国共产党戴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治帽子，中国代表康生当即予以激烈的反驳。
在当晚举行的招待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在讲话中便对康生发言中的强硬措辞表示反感。他声称，兄弟党之间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提意见可以，但不要玩弄尖锐的词句，不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我们，不能认为只要是自己说的话就是真理，就应该这样做。他随即话锋一转，把话题直接转到了毛泽东身上，说“我不同意说什么一旦发生战争多少人会死亡，多少人会活下来……我们要为人民着想，人民是怕战争的，他们不要战争。”“当然，我们对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们尊重的不是年纪的大小，而是英明与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双旧的套鞋一样，只能把它们放在屋角去供老年人欣赏。”
赫鲁晓夫直接把中国党的领袖比喻为“旧套鞋”，暗示可以更换，再联系到苏共历史上一贯擅长在他国党内搞颠覆和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此话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那里会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便可想而知。
中苏两党关系走到这一步，破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得到康生等人的报告，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进行必要的反击。3月初，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收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有关文章编辑成册，在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同时中共中央又准备加紧撰写阐述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问题的文章，从正面阐述列宁观点，回应苏共对中共的指责。
为了适应当时称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中共中央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专门起草反驳苏共的文章。这个“秀才班子”共5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中国的“反修”论战，由此组成了一个基本的写作队伍。
在组织对苏论战的同时，因中国开始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周恩来、陈毅等人继续强调搞好与苏联的关系，避免同苏联同志争论，提议中苏两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各自保留意见，不再发展争论。不过因双方观点尖锐对立，碰到一起便无法遏制，这种争论便日趋公开化。在2月以后接连召开的国际学联执委会、世青会执委会以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等国际会议上，中苏代表之间围绕着和平共处、裁军等问题接连发生严重的口舌之争，并暴露到国际上。这年4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召开记者招待会时，美国记者便提出挑拨性问题：“中苏之间是否存在着边界问题？”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回答是：“只是在地图的画法上有几处微小的差别，通过谈判很快可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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