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岁的梅益先生有一次会见来访的俄国专家。俄国专家说他两次纵览中国，言语中不乏自傲。
噢，噢，梅老先生客气地应着，末了淡淡地说了一句：我10次到过贵国。
他们一直谈语言比较，谈风俗礼仪，谈世事变迁。才出校门的中国小翻译一直操着引以自豪的流畅俄语。
梅老从“您好”到“再见”一直用中文。
梅益，《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译者。
有一次我乘飞机在贵阳中转时，与一位海外人士聊天。我微笑着问他是不是香港人，他头一昂大声道：“我是日本人！”我半晌无语，然后突然骂了他一句家乡土语，再笑着拍拍他的肩，用汉语一字一顿地说：“只要不来中国捣蛋，欢迎。”
我一直感叹一件事，50年前苏联军队拒受一支德军的投降，因为他们杀害了苏联的好儿女卓娅和舒拉。我曾想日本战败时我们也是有理由不接受日本第六师团投降的：人类没有任何一次惨案比南京大屠杀更残暴血腥了。那是一支野兽之师。从道义上讲，败而伏爪的野兽也许会驯化；从情感上讲，他们的牙缝里塞满了30万无辜中国百姓的血骨碎肉。令人尤为悲愤的是，至今没有哪一届日本政府做过正式忏悔和道歉。
在日本投降50周年前夕，上海电视台举办了一场声震九霄的百架钢琴演奏，咆哮的《黄河》让人心激颤。然而一个微小的细节将我的情绪打乱了。我清清楚楚地看到首席钢琴是日本雅马哈牌子——不是星海牌——日本钢琴的音色的确很亮。
但，有些声音无关耳朵，正如有些情感难以言说。
1984年我赴四川一座小煤矿搞地质科研，与地测科一位50多岁的技术员相识。他发稀话少，井下素描图却作得精细漂亮。
我去他家做客，看到墙上一幅笔力遒劲的松竹梅，才得悉他曾是美院的高材生。他一生中最大的跟头摔在1957年。
“反右”时，系书记让大家对一个敢说真话的班干部进行“活靶子”式的教育，众人顿时口诛笔伐。待问到他时，他半晌无语，他的同窗女友更是紧张得不敢看他。
20多年后，他被平反，并被分到矿上。昔日的丹青手成了地质素描师。没有人太注意他的河流在哪里和哪里转过大弯。
我问他：“若再选择一次，还会说真话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不过当时没说真话的许多同学在‘文革’中还是被说更多假话的人打倒了。”
他转而反问我：“如果能让我选择一次，何不让上边也重新选择一次？”黑色命运的死结，常常是被一颗颗红润的心缀紧的吗？一位在美国读完硕士的朋友归国一年，历经一些不如意后，准备再渡重洋。
“我还会回来的。”在送别聚会上他不住地对朋友喃喃，因为酒的缘故，他不连贯的语句还夹着一些英语：“……我研究了这10多年英美文学了，可看着顺眼的还是咱中文……我真他妈喜欢这方块汉字，有些字眼看着就叫人心动，比如苍天、永恒、悠悠……欢乐英雄、碧草白云。”
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这般生动地表述出碧草白云。
我想起湘籍海南作家韩少功先生描写世界和民族的一段切肤之言：人可以选择居地，但没法选择生命之源，即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即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的人口和灾难压榨得疲惫不堪气喘吁吁。你没法重新选择父辈，他们的脸上隐藏着你的容貌，身上散发出你熟悉的气息。也许更重要的是，这里到处隐伏和流动着你的中文，你的心灵之血。如果你曾经用这种语言说过最动情的心事，最欢乐的和最辛酸的体验，最聪明和最幼稚的见解，你就再也不可能与它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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