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用一声阴郁的号叫终止了自己接二连三的噩梦。他睁开眼睛，秋日的阳光透过寝宫的花窗投射在地上，像一群斑驳的蝴蝶，翻飞跳跃。秋日的艳阳反衬着宫殿的幽黯与冷寂。万历的脸从近四百年前的幕帐背后浮现出来，一张毫无血色的单薄面孔，令人望而生畏。几十年中，他差不多已被疾病折磨成一团行尸走肉。
自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起，这位皇帝就没有踏出皇宫一步，直到去世，不理朝政达三十余年之久。万历十岁登基，是名副其实的少年天子。也就是说，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岁月，是在后宫度过的。晚明学者夏允彝描述：“自贵妃宠盛，上渐倦勤，御朝日稀。”的确，这个皇帝的最大乐趣是泡在后宫的脂粉堆中醉生梦死，他平生最厌恶的恐怕就是文官们自以为是的面孔，不愿意那些枯燥的奏折搅扰了自己的软梦。甚至内阁首辅，也很难见到皇帝本人。大臣们的奏章大多“留中”，不做任何处理。甚至部院主管大臣之类的任命，万历也懒得过问。在他看来，那些品级不同的官服穿在谁的身上都是大同小异，与自己无干。按照明朝的官制，上述职位在没有得到皇帝钦命的情况下只能空缺，于是，政府中的许多重要职务长期空缺。这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至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大学士沈鲤向皇帝诉苦，吏部尚书已缺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部、工部只有一位侍郎兼理，兵部则尚书、侍郎全缺，礼部仅存一侍郎，户部也只有一位尚书。总计部院堂上官三十一位，竟缺二十四位，如果去掉那些不守职责的官员，朝中几乎已经无人理政。这样残缺不全的政府机构，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朝政到了这个地步，皇帝依然无动于衷。万历帝甚至把庄严的庙祀也省略了，类似的繁文缛节一律由官员代行。帝国的政治机器在空转，对此，皇帝已经习以为常。
大明帝国的皇帝万历，是当时世界上拥有最大国土面积的帝王，然而，对于万历而言，几阙屈指可数的宫殿，就是他的全部世界。后宫的温柔乡，就是他的全部江山，是他获得江山的全部意义。万里江山，是为这个小小的宫阙而存在的，它的功能仅仅是为宫殿中的万历提供他足够的白银。对于宫外那片望不到尽头的国土，他几乎一无所知。内阁首辅张居正死时留下的一笔国库积累，很快被这位出手大方的皇帝挥霍殆尽。无奈之中，皇帝向全国派遣税监、矿吏，开始新一轮的搜刮运动，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使整个帝国鸡犬不宁。
官员们目睹了皇帝的身体日渐羸弱的过程。登极之初，万历曾以他高贵的仪表，给臣僚们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声音发自丹田，深沉有力，并有余音袅袅。”但他的血肉并未在时间中丰盈起来，而是恰好相反。他一天天地萎靡。臣僚们要过好长时间才能与他见上一面，这使他的颓败更加明显。他的病容已经触目惊心，像江山社稷一样一蹶不振，臣僚们心知肚明，却难以明讲。
万历免朝，始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这一年九月十六日以后，万历连日因病免朝，至三十日，仍不见好转。于是，万历再次命司礼监传谕，说他本欲御门临朝，可见日前暂免朝讲期间，“静摄服药”，并无效果，仍“身体虚弱，头晕未止”。由于“身体虚弱”，万历进而向阁臣提出，孟冬节令祭享太庙的典礼，无法驾临，只得派徐文璧恭代，“非朕敢偷逸，恐弗成礼”。
此后，皇帝的龙体时好时坏，视朝、日讲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万历十五年三月初六，万历出现在朝堂上，接受百官朝贺，随后又在皇极门暖阁召见申时行等三位内阁辅臣议论朝政，一见到申时行等辅臣，就说：“朕偶有微疾，不得出朝，先生每忧心。”显然，皇帝知道，他的免朝，已使整个官僚系统陷入惶惶不安。这种不安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出于对皇帝龙体的忧虑，另一方面，则是对他不理朝政的不满。在他们看来，皇帝的龙体欠安，是他长年沉湎酒色带来的后果；而皇帝本人又利用了自己的疾病，把恼人的政务推得一干二净。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一位名叫雒于仁的大理寺评事，在一封奏章中，对万历大加挞伐。他说：我在朝做官已一年有余，仅朝见过皇上三次。此外只听说圣体违和，一切皆免。郊祀庙享，遣官代行，政事不亲自处理，讲筵也停止了很久。我知道陛下之病，是有病因的。我听说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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