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我们国家没有钱，但是有“三钱”。这里的“三钱”指的是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时人戏称：“天下科学共一两，同宗本家占三钱。”如今，随着钱伟长先生离我们远去，“三钱”全部陨殁。
钱伟长先生曾说过，“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国家能强大起来，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而纵观钱先生的经历，一生都在践行着这句话。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把个人的知识贡献给国家，而作为一名教育家，他穷其一生，都在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好的教育而思考和奔走。
20世纪80年代后，钱先生一直从事高校的教学、管理工作，时刻没有放弃教书育人的工作。他在上海大学担任校长二十多年，继续着在清华提出却没能践行的教育思想，他提倡“拆除四面墙”、学分制、“多校合一”，提倡建设“研究型大学”等。时日太短，我们无法看到钱先生这些工作的成效，但其为人才培养苦苦求索的用心可见一斑。
回头看钱先生的早期经历，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要改革中国的教育模式。钱先生早年幸运地遇到了一群大师级的老师，生活在一个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自由、活泼的教育时代，又在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国家接受教育。这一切使他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国教育的现实。
钱先生出身于一个贫困的读书家庭。16岁时，父亲病逝，钱先生幸运地跟随其叔父——国学大师钱穆在苏州读高中，并一直和叔父一起生活。而在苏州中学，他也得以遇到一批好老师，当时的数学老师是严晓帆，西洋史老师是杨人缏，中国史老师是吕叔湘，地理老师是陆侃舆。钱先生在高中时擅长文史，是典型的“偏科生”，他以文学、历史双百分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更是因为没有学过，只得了0分。
进入清华园后，适逢“九一八事变”，满怀着富国强兵理想的钱先生毅然决定弃文从理。但当时的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并不愿意接收这个“偏科生”。不过后来看他很有诚意，就答应他可以试读一年。
为了赶上课程，钱伟长废寝忘食，非常用功。一年后，他的数理课成绩均超过了70分。在此期间，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以及赵忠尧、萨本栋教授等在给钱先生上课。刚开始的时候，钱伟长熟读强记物理学典籍，像背古文一样。吴有训告诉他，不要以为书本上的东西都是正确的，要在每一本书中发现一些新问题。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钱先生，并成为他一生治学的特点。毕业时，钱先生成为物理系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
钱先生的逝世，不仅是科学界的巨大损失，更是中国教育界的巨大损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高校就号称要培养“大师”，培养出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半个世纪过去了，好像一切还没有开始。
诸多媒体在钱先生逝世后叹息，“三钱”的陨殁标志着那个“大师”时代的结束。也许钱先生早就清醒地看到，只有大师才能培养出大师，只有好的教育体制才能培养出大师。他及其同时代的大师们的成长历程就是最好的证明。可在此之后，中国的教育何去何从，“大师后时代”的教育何去何从，是所有中国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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