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高考结束了，又出现了不少对高考作文的热议，有人疾呼高考作文远离现实，没有一丝批判性，不是让学生写些励志小故事，就是写些价值观导向鲜明的议论短文。这种论调反映出人们对高考作文僵化的担忧，不过同时也流露出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心态。
一个社会需要有眼光锐利，敢于批判的人，他们能够使我们保持警觉，能够推动社会进步，这是批判的价值。我们当然可以培养学生学会带着批判的眼光看待问题，然而要求还在校园中成长的学生担负起对现实的揭露，对社会的批判，恐怕也是做不到的。
某知名门户网站在文化频道做了一个专题，为高考好文章绝种而痛心疾首，为高考作文的文学性被阉割而大声疾呼，文章的作者将高考作文视为“意林体”，然后将高考作文中远离现实、粉饰太平、束缚思想等问题诿罪于“意林体”，这显然就是上述矫枉过正观点的演绎，其实是在危言耸听。
作者说《意林》的文章多半是励志小故事和有价值观导向的议论短文，在“意林体”的影响下，高考作文给考生进行励志洗脑，让考生写作时无法笔触残酷的现实。一个人的写作就一定要触及残酷的现实吗？我们承认，文学要有揭露现实的功能，我们一直推崇鲁迅先生，正是感佩他直面现实的勇气。可是揭露现实显然不是文学的唯一功能，文学不是总要直面“残酷”的现实，在伪满洲国实行帝制的1934年郁达夫写下《故都的秋》来体味悠闲；在大半个中国沦为日据的1940年梁实秋写下《雅舍》来显示淡泊。文学本该是面向自身的表达，个人既可以追求阳春白雪，也可以追求下里巴人，既可以有针砭时弊，同样可以有心灵鸡汤。
我们当然反对高考作文束缚考生，对考场作文千篇一律的现状表示担忧，可是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从整个教育制度的层面和教育现状的角度去反思，而把一切问题简单化地诿罪于一本有自己鲜明个性，强调励志与改变，是学生课外阅读的首选的杂志——《意林》，未免也太轻率。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真正开始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是连续两年暑期去贵州支教，当时多少有些非议，觉得你们这群人就是借公益博取学校的认同；你们一群大学生舟车劳顿，还不如把钱直接捐过去；你们能够带给山里的孩子什么？一两个月能够改变什么？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能改变什么？
每当遇到这种问题，我就想到一个故事：一次屠格涅夫在冬夜里走在马路上，看到一个黑影在马路边，好奇地凑过去看了看，原来是一个乞丐在发抖，乞丐见到他靠近，伸出手向他乞讨，屠格涅夫赶紧摸自己的口袋，找了好久，自己也身无分文，这时屠格涅夫伸出双手，握住乞丐的手，说：“老哥，我也没有钱，我帮不到你。”这时乞丐说了一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乞丐说：“先生，我还是感谢你，你给了我温暖。”其实我们并不是什么都给不了，我们可以给出温暖。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改变不了，问题是你愿不愿意伸出援手。
读过一些书，觉得还不够，还需要锻炼自己的行动力，于是一个人搭车从武汉出发去拉萨，再去尼泊尔，出发半个多月，走在滇藏线上，一侧是悬崖，一侧是峭壁，海拔4000多米，搭不到车，背着重重的包，顶着大太阳，望着远处山顶上的积雪，走啊走，非常累，也非常孤独，就会怀疑，为什么选择这条路？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很多时候，做出选择就意味着付出代价，付出代价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
我不是一个书呆子，希望能够学以致用，我也想通过媒体来帮助我求职，于是我给图书馆馆长写公开信，希望他证明我的借阅证四年借阅了500多本书，拿到证明后，我主动联系记者，记者就报道了我的事情，最后很多用人单位联系我，我最终选择了《意林》。
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组成，这些事情过去之后就成了我们人生的故事。
能够改变我们的并不是那些高屋建瓴的大道理、大理论，其实是这些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小故事。
在我们成长的关口，哪怕是一句简单的话，一则短小的故事，同样能够给予我们深深的启迪。
古往今来的故事，点滴中讲述了别人的人生，我们了解别人是为了了解自己，看别人的故事，是为了更好地创造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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