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05年是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50周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军未能实行军衔制度。但是，当时我军部分人员曾有过军衔，有些高级干部还佩戴过缀有金星的中将、少将领章。而且，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战争年代我军还曾两次酝酿在全军范围内实行军衔制度，只是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里许多中共党员都有军衔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武装，许多后来的我军将帅当时都在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并且都有军衔(当时叫军阶或阶级)。譬如朱德就曾有过中将军衔。从近期发现的朱德亲笔撰写的一副对联中可以看出，朱德授中将的时间是在1922年春之前。1922年春，时任云南警察厅秘书长的杨廷材要回云南老家为母亲祝寿。他的好友—即将赴欧洲留学的朱德知道后，挥笔写下对联一副，上联：片瓦传千古，下联：懿型式一乡，横批：云蒸霞蔚。落款是“勋五位三等文虎章陆军中将朱德恭撰”。杨廷材回乡后，很快请人将此联用行书书写并镌刻在一块大石碑上。
后来，朱德从欧洲留学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1926年10月15日，授任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的规定，是沿用了晚清和北洋政府的加衔制度。陆军中将符合晋升上将条件者，因受员额所限可先加上将衔，佩戴上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待上将空出缺额后，再从中将加上将衔者中择优正式晋升上将。
在国民革命军中，授过将官军衔的中共党员至少有20人。他们是：
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刘伯承，1926年12月31日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五军军长(未就职。1927年4月撤);贺龙，1927年6月15日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8月2日撤)。
中将有10余人：郭沫若，1926年9月25日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27年7月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1926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1926年9月8日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1925年8月26日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叶剑英，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新编第二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叶挺，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李之龙，1926年3月任国民政府海军局党代表兼代理局长;刘伯坚，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1927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等等。
少将则有孙炳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季方(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萧劲光(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刘志丹(国民革命军平凉甘军新编第十三师十一旅旅长)、蒋先云(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追授陆军少将)等10余人。
他们的军衔，都是在南昌起义前获得的，即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之前。1927年南昌起义后，许多国民革命军军官放弃了军衔和高官厚禄，脱下了将校呢军服，换上了粗布军装，投身革命阵营。被称为“红军之父”、“布衣司令”的朱德有一副对联，生动描述了红军将士同甘共苦的情景：“白军中，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红军里，官兵夫待遇完全平等。”
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部分人员曾有过军衔
抗日战争初期，大敌当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等，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
从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师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关于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均有军衔：师长、副师长为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一般为少将;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一般为上校。如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均为中将;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等均为少将;一二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七七团团长张才千、一二师雁北游击支队支队长宋时轮等均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少校以上干部战绩的报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六八六团团长杨勇等均为上校。
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什么少将芝麻酱!”这就是所谓的“少将旅长名片事件”。可以看出，当时至少旅级干部的军衔是公开的。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主要见于履历表、报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因未普遍实行，而且只是在抗战初期有过记载，以后就逐渐不再提军衔而只提干部的职务了。我军在这一时期佩戴过军衔的只是少数指挥员，如北伐名将叶挺等。在日寇铁蹄蹂躏中华大地、神州四处燃起抗日烽火的形势下，叶挺临危受命，于1937年10月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一文中写道：“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
由于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部分干部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们也曾有过军衔。如周恩来就曾有过中将军衔。周恩来那时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蒋介石为表示与各党派的团结和笼络人心，特邀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还授给他中将军衔，享受上将待遇。按国民政府的规定，中将的月薪为160块大洋，而周恩来却被特准享受每月240块大洋的上将待遇。但周恩来律己甚严，每月领到这笔“巨款”后，都一文不留地作为党费上缴，自己也和长江局其他同志一样，过着与延安一样的供给制生活。
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机关已迁至武汉，周恩来住进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当时，长江局大楼内住有两名中将，即周恩来和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还有四个高级参谋即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曾口占一对联：“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另外，受国民政府之邀，郭沫若于1937年9月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
抗战初期，为了与国民党军打交道方便，在国统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有过军衔。如在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中被国民党军杀害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副官罗梓铭，军衔分别为上校和少校。
在抗战期间，还有一位外国女性获得了军衔。她名叫王安娜，是一位哲学博士。年轻时，她积极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不畏强暴，曾两次被捕入狱。后来，她和一个在德国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了婚，并双双来到中国，参加中国的抗战斗争。1939年4月，周恩来亲自任命王安娜为八路军少校，负责从重庆到贵阳这条八路军接受国际红十字会药品和补给物资的“红色交通线”。王安娜在抗日斗争中机智勇敢，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军衔的外国女性。
东北抗日联军和新疆民族军中曾有过苏联军衔
1940年初，东北的抗日斗争到了最艰苦的时期，日寇对东北抗日联军发动了多次猛烈的进攻，东北抗联伤亡惨重。为保存我党在东北唯一的抗日武装，东北抗联奉命进行了战略转移，除留下少数部队在东北坚持战斗外，其余大部分部队陆续撤退到苏联远东境内。至1942年前后，在海参崴以北26公里处与伯力东北方向70公里处，分别建立了东北抗联的南、北野营两个训练基地。
1942年7月16日，苏联方面代表通知东北抗联领导人，苏方同意将在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南、北野营以及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抗联部队统编为一个旅。7月22日，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在伯力接见了抗联领导人周保中(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李兆麟(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金日成(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支队司令)，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将留在苏联远东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加以扩充整编，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委任周保中为旅长，李兆麟为政治委员(后改任政治副旅长)。教导旅另授番号为“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亦称“中国旅”)，对外代号为“8461步兵特别旅”，全旅1500人。因为该旅由中国、朝鲜和远东苏联籍华人组成，所以又称“国际旅”。该旅名义上归苏联红军远东部队代管，装备由苏联方面供给，服装按苏军陆军服装配发，干部战士被授予苏军军衔，凡正排长以上者按苏军军官标准发薪金，但在内部保持抗联的独立性和中共的单独组织系统，执行抗联独立的战斗任务。
1942年8月1日，由东北抗联部队改编的中国教导旅正式组建完成。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副旅长兼参谋长萨马尔钦科(后为什林斯基)、巴达林，副旅长兼后勤部部长德勒，政治部主任西辽金，副参谋长崔庸健。第一营营长金日成、政治副营长安吉;第二营营长王效明、政治副营长姜健;第三营营长许亨植(因牺牲未到职，后由王明贵继任)、政治副营长金策;第四营营长柴世荣、政委季青。
既然抗联教导旅纳入了苏军编制，也就很自然地按照苏军的规定给各级官兵授予了军衔。于是，抗联的干部们的肩上便有了被东北人称为“大军杠”的军衔标志。当然，他们戴的是苏军肩章。虽然周保中、李兆麟等人当初都是当过军长、总指挥的人，但苏联人可不管你这些，他们看的是你现在手上掌握着多少人马。这样，身为旅长的周保中和旅政委的李兆麟只得到个少校军衔(一年后周保中晋升为中校)，副参谋长崔庸健和金日成等各营营长、政治副营长被授予大尉军衔，各连连长等被授予中尉军衔。周保中等人对此并不计较，重要的是保存下来了。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远东红军迅即出兵中国东北。抗联教导旅配合苏联红军参加了对日本关东军的作战。抗战胜利后，教导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各级官兵的军衔也随之取消。
排长为少尉;
司务长为准尉;
副排长为上士;
班长为中士;
副班长为下士;
战斗小组长、司号员、卫生员为上等兵;
老战士为一等兵;
新战士为二等兵。
这是一个从军长到新战士的完整明确的编制军衔体系。其中，师长、团长、营长、连长分别为少将、上校、少校、上尉，与传统“惯例”相同。但是，按照这个评衔规定，新四军的军长陈毅，甚至副军长张云逸都可以评授上将军衔。
我们知道，军长的军衔，世界各国大都是中将。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军长一般也是中将，如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中将、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中将等。新四军首任军长叶挺也是中将。建国后，我军两次实行军衔制时，军长一般为少将。那么，为什么当时新四军军长的军衔定得这么高呢?这要从部队的编制规模说起。
其实，新四军在组建之初虽然只有1万余人，但经过八年抗战的战斗洗礼，到1946年初，已发展为下辖几十个旅，总数31万人的庞大军团。尽管新四军此时仍沿用最初的番号，名义上还是一个军，但实际上是相当于方面军一级(比军高两级)的战略军团，规模比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集团军大得多。国民党的集团军平均不到10万人，而集团军总司令的军衔一般是上将或中将。因此，新四军军长评授上将军衔，比较合适。
我军这次评衔工作刚刚开展不久，蒋介石便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此项工作只得停止。新四军军长陈毅、副军长张云逸未能成为我军的第一批“三星将军”。不过，未出10年，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陈毅、张云逸分别被授予元帅和大将军衔。
虽然我军历史上这两次酝酿实行的军衔制度最终都未能实现，但通过这两次军衔制的初步实行，为我军日后的干部工作制度化、干部队伍的正规化建设作了有益的探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军队干部评衔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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