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不下降自己的意志，不使自己的身心受凌辱，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可是语言合于伦理，行动经由思虑，也不外如斯了吧。”又说：“虞仲、夷逸隐居独善，放纵直言，明哲保身，被放弃也是合于权术的请求。我和他们不同，没什么可以，也没什么不可以。”
做到趋炎附势、不扶助邪恶，孔子谓“有所不为”。哪怕天下有无数个伯夷、叔齐，大家都仅仅做到守身如玉，却错误肆虐奋起抗击，天下的安全和幸福就永远不会实现。阔别污浊，从此对世事充耳不闻，那就是自己废弃了自己的义务。有所不为、洁身自好只是正义的开端，毫不是正义的停止。
因而，我们必需正视“人格”的力气。人格是我们毕生最主要的内容，完全的人格塑造是多方面的。
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把出仕看作弘扬“道”的一种道路，目标在于辅助君王以教化庶民。而当有志于“道”的正人面临事实的“无道”无能为力之时，则应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隐居以求其志”。
曾经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名垂千古的司马迁,成语故事，固然已遭“最下之腐刑”，辱身“极矣”，为了“述旧事，思来者”奋发著书，身处逆境，却仍然没有忘却自己记载历史，来日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责任。
唐人牡牧有句话说得好：“包羞忍耻是男儿。”假如越王勾践忍不了囚徒之气，不愿向吴王膝行顿首“请为臣”，又哪有发愤图强后的灭吴称霸之举？
文革期间，钱钟书、杨绛一家曾经借住在学部大院七号楼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没有生涯设施，寓居的人多，家家在门前举炊，楼前污水横流，无人过问。他们一迁入，杨绛先生便去畅通臭水沟。他们住的那一房间原是外文所放杂物的处所，地位数全楼最差：底层最靠西，南墙开一门一窗，北墙又开一窗，最是阴冷难耐，冬天暖气又烧得不热。钱钟书先生曾因受累受寒引起哮喘病大发生，送进病院挽救，幸得化险为夷。但他大脑皮层受损，语言、行走都有艰苦。迁入学部大院时，钱先生的病体尚未完整痊愈，走路依然不稳，杨先生都不敢让他一人走出去上公共厕所。老夫妇俩一人一张行军床，北窗下放了一张借来的书桌供钱先生使用，角落里放一张小书桌归杨先生应用，两人艰巨度日。
在周总理负责《毛泽东诗词》翻译工作的时候，钱先生是翻译小组的重要成员。未几，江青参与，并且委派一人来主持工作，督促钱先生他们加快翻译进度。杨先生只好一再地向那位主持工作的负责人说：“钟书还病着呢！”于是，小组里的人就每天到钱先生的常设住处来工作。他们一到，杨先生沏上清茶，尽了地主之谊，便躲到屋角去做自己的翻译工作。那位受委派的人有时会时明时暗地捎一些话来。有一天，这人环视陋室，启齿说：“你们住的屋子太小了，不像样子……”没等他挑明意思，杨先生立刻说：“咱们住得很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楼前是文学所的藏书楼，楼后是外文所的图书馆，要用什么书，十分便利。”这样，那位受委派的人就不便深说下去了。又有一天，他对杨先生说：“引导请钟书同道住到钓鱼台去，那边的房子大一些，你能够同去照顾。”杨先生忙说：“我是不会照顾人的。我自己还要别人照料呢！”他说：“那就再带个阿姨一起去！”钱先生、杨先生不搭腔，他也就没法再说下去了。
实在在那个时候，钱钟书、杨绛他们哪里是“住得很好”，他们切实是住得太差了！他们居此陋室，阅历了唐山大地震，经历了酷寒、疾病、煤气中毒。环境这样恶劣，但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猛攻陋室执著于本人的事业：钱先生潜心撰写巨著《管锥编》，杨先生不知疲倦地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而在当时，常识分子里品德低下的不胜枚举。有些人不任何关联，也要钻头觅缝巴结“四人帮”，甚至不惜卖身投奔，哀求包庇。钱先生跟杨先生的人品、气节与这等人比，真有云泥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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