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消失的天国圣库藏金
天京城破之时，太平天国还有多少财富?
“圣库”里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难道会凭空消失?
民间传闻，这些金银财宝其实就埋在南京城里。是空穴来风，还是言之有据?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令人叹息，然而太平天国巨额的窖藏财宝的不知所终，同样令人遗憾。
太平天国在南京苦心经营十载，掠各地奇珍异宝于宫内，各王府也都藏有金银财宝。然而待到破城之日，曾国藩却奏报说一无所获，连钱库都没找到。太平天国的财富有多少?流向何处?一时扑朔迷离——
曾国藩奏折里说搜杀三日也没找到钱库
在位于南京夫子庙瞻园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里，记者见到了太平天国史专家张铁宝研究员。听了记者的来意，张铁宝笑着说：“关于太平天国藏金的说法，有很多个版本。要说清这个问题，首先得从天京沦陷说起。”
史书记载，1864年夏天，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带领的湘军攻下天京。消息传到北京，同治皇帝大喜。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国库亏空，财政吃紧，连军饷都发不出，实在指望攻下天京后，用太平天国的财宝来救燃眉之急。然而，大约一个月后，曾国藩的奏报让同治皇帝大失所望。
张铁宝向记者展示了曾国藩的这封奏报，奏报的大意是说：“多年以来，中外纷传洪秀全非常富有，说他金银如海，百货充盈。我与曾国荃早就商量好了，破城查封钱库后，如果钱财多就进奉户部，少就留做军饷，救济难民。攻下天京后，我们搜杀三日，残留叛军则自己放火烧掉了洪秀全的伪天王府。三天后，我们仔细查询，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钱库。”
曾国藩的奏报递上去后，朝廷很快就下了批复，表明态度：既然已经查清城里没有什么财物，那就不必上缴了。
到这里，事情似乎就该画上句号了。并且按照这个逻辑，“中外纷传”太平天国的富足，仅仅是传闻而已。而曾国藩兄弟原先以为的钱库，也是子虚乌有。
太平天国到底有没有“圣库”
当然不是!张铁宝向记者分析道：“太平天国时期，奉行 ‘圣库’制度，这个圣库就相当于国库。所以，曾国藩说没有钱库，那是假话。”
“圣库”制度要求民众不得私藏财物，而应上缴“天朝圣库”，进行统一分配。为了这个制度的贯彻执行，太平天国还立下了严格的法律。具体执行标准，则以五两银子为限，凡是藏银超过5两的，就会治罪，甚至处以死刑。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更是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进一步明确了“圣库”制度。作为供给全城居民和军队的“圣库”，其财物之多，可想而知。至于圣库内到底有多少财物，可以从奸细张继庚给清军统帅的信件中看出一二。
张铁宝介绍说：“张继庚是江宁人，和当时许多正统的读书人一样，他对太平天国怀有极端的仇恨。”
张继庚在道光年间考中进士，后来做了湖南布政使潘铎的幕僚。当时的南京遭到太平军围攻，江宁布政使认为张继庚很有才，于是急招他到自己府中，想让他帮忙对付太平军。张继庚来后，一面积极招募士兵，一边为如何镇守南京出谋划策。不久，南京城被太平军拿下，张继庚本人也陷落在城内。他表面归顺太平天国，实际上却想策反太平军，里应外合，帮助城外的清军攻破天京。
张继庚混入太平军内部，用“东王待粤人厚，待湘人薄”的话语挑唆水营将士叛降。东王杨秀清及时发现了他的举动，迅速平息哗变。
在潜伏的几个月时间里，张继庚先后给清军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写了七封信，报告了太平天国城内的政府机构、财产安置、地形建筑，以及兵力部署。在第一封信里，张继庚明确指出，太平天国刚刚占领南京时，运了大批的银两藏在圣库里，一共是1800余万两白银，几个月后，就只有800多万两了。张继庚建议向荣，一旦清军进入城内，应该立刻派人封住圣库，防止钱财流失。几个月后，张继庚在另一封信里再次通报了圣库的情况。
然而，遗憾的是，张继庚的通报并没有起到作用，1856年，太平军攻破清军的江南大营，解了天京三年之围。
可以说，在这三年里，圣库在财物方面为太平天国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而且，根据张继庚的记载，圣库的地点就在水西门的灯笼巷。
圣库地点确凿，而且有张继庚的文字为证。是曾国藩说了谎?
谁掏空了灯笼巷的“圣库”
原来，圣库虽然确实存在，但实际上，在太平天国后期，圣库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1856年，就在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天京城内发生了内部相残的“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1864年天京沦陷后，忠王李秀成被清兵捉住，他在牢里亲笔写下的供词称：“天京事变”后，“国库无存银米”，他拿出自家的粮食，救济难民，部队没有给养，他只好又变卖家中女人们的首饰。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茅家琦教授告诉记者，实际上，在“天京事变”之前，圣库制度就已经遭到破坏了。而在张继庚给向荣的另一封信里，记者的确发现了这样的话语：“伪圣库前九月禀报时，尚存800余万，现只存百万不足。”在这里，张继庚催促向荣赶紧攻下天京，否则这些钱财就要被全部花光了。
至于圣库的钱财究竟上哪里去了，张继庚在信里也给出了合理解释，“伪东府有1万余两，伪天府有七千余两，伪北府有1千余两，其余大小伪衙藏银尚属不少，衣服更不计其数矣。”
“很显然，所谓的圣库，已经被太平天国内部大大小小的将领和官员瓜分了。”茅家琦说，“这说明，早在太平天国定都之初，圣库制度在执行中就走样了。”
实际上，所谓的圣库，在太平天国后期，甚至连形式都不存在了。它先是做了英王陈玉成的王府，湘军打下天京后，两江总督曾国藩还曾住到灯笼巷的原英王府内。
上世纪70年代，在水西门灯笼巷的南京医药公司内，考古人员发现了圣库遗址。后来，这里的石柱础被搬到了现在位于堂子街的太平天国壁画展览馆，两根鎏金龙凤雕梁则被搬进了太平天国博物馆内展出。
太平天国还有一些钱到哪里去了
不仅圣库内的钱财被瓜分一空，在太平天国后期，大量的钱财，更是聚积到了洪氏家族的手中。
李秀成在临刑前的供状中就谈到，洪秀全的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都是横征暴敛，“穷刑峻法”搜刮钱财。天京被清军围困期间，老百姓缺衣少粮无法生活，李秀成密令守城人放百姓出城门讨生活，没料到，洪氏家族的人，却在各城门设点，将出走百姓身上的钱财搜刮一空。
这些搜刮来的钱财，都被他们用来奢侈享乐。
洪秀全本人在定都天京后，动用了上万军民拆毁大批民房，在原来两江总督衙署的基础上改建、扩建豪华的天王府，建成后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城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彩缤纷，侈丽无比”。其他各王也在天京城内大修王府，相互攀比、尽情享乐。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上自天王洪秀全，下至各首领，纷纷搞祝寿活动。例如，定都天京后，东王杨秀清特地通令朝内军中各级官员，在天王万寿之期“多备奇珍异宝”，为天王祝寿。又如甲寅四年九月，洪秀全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东王杨秀清命令前线将领：“仰尔国宗暨各佐将转谕各统下官员人等，俱要多多备办奇珍异宝，差派妥员押解回京，以备十月二十四日王四殿下满月之期，天王登朝谢天之用。”意思是要他们和手下的官员多多准备奇珍异宝，为四王子过满月。
张铁宝说，“从这些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想见，太平天国王侯将领们的生活有多奢华。”
然而，快乐并不长久，天京陷落后，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大都战死。其中，洪仁发死于乱军之中，洪仁达被清军俘虏后执行了死刑。他们死后，原先据有的财富也一并消失了。
曾国藩弃世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足见两人早年宝贵的交谊，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弃置和断绝。
粗略看一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道“创口”就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些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进一步山穷水尽，各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健康我快乐才好，可是他们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挽诗致敬志哀说好说歹，此时亮出高姿态低姿态，教明眼人看着，已很难认同。
曾国藩与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帮，后因政见偶然不合，竟至于绝交，彼此不相往来。韩琦去世了，富弼也没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说看，是不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有人认为：曾国藩与左宗棠闹别扭是暗中默契唱双簧，左宗棠以塞防为急，李鸿章以海防为先，两人意见不合，势同水火，也是故伎重施。汉族重臣功高震主，要免遭满清皇室的猜忌，就必须将屡试不爽的障眼法用好用足。
这番高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臆测和揣度，可靠性不大。在官场高层，彼此很难精诚团结，个个都有自己独立的圈子和帮派，谁肯服谁的气?何况左宗棠是首屈一指的大傲哥，只要他咬准了一个“理”字，就绝不管自己的言行会不会深度伤害到对方。因此我并不认同“曾、左二公唱双簧”和“左、李二公施故伎”的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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