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天下无贼》中的台词：“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是人才!”曾广为流传。其实，自有了人类文明之后，在任何一个时代，人才都是最为宝贵的资源。然而，人类常常犯下有意识戕害人才的过错，下面要介绍的就是这种过错之一——苏俄政权初期将大批知识精英驱逐出境的真实历史。
苏俄政权为什么要驱逐知识精英
问题的答案从十月革命爆发前，1905年列宁的一篇文章《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可见端倪：“一些创作人员竭力‘超越’或‘不介入’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实现的……生活在社会中却要脱离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列宁这番话已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俄国知识分子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现象——竭力“超越”或“不介入”阶级斗争，这让列宁感到很不满甚至嫌恶。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掌握了政权。新生政权自诞生的那天起，就遭到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包围和反扑，同时国内反动势力也卷土重来，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之中。为了捍卫新生政权和建设新社会，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推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然而，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刚执政不久，对于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经验，在执行和贯彻政策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过激举措和过火行为。例如，在向广大农民征集余粮时，不仅强制没收了地主、富农的余粮，而且还将普通农民赖以活命的口粮和来年播种用的种子粮也强行征收上来，逐渐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甚至仇视，最终引发了一系列农民暴动。在城市，控制、镇压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反动知识分子的同时，也将一大批对新生政权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逮捕起来，不仅使普通知识分子感到不满，连著名作家高尔基也感到愤懑。他多次给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写信反映情况，并主张应当将“是否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效力”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对待。
1919年9月，高尔基再次给列宁去信，希望区别对待知识分子，列宁很快于9月15日回信：“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我已经接见了通科夫，早在接见他和收到您的来信之前，我们中央委员会就已决定委派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去审查亲立宪民主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捕案并释放了可以释放的人，因为我们清楚这方面也曾发生过一些错误。同样很明显的是，总的说来，逮捕立宪民主党人(和亲立宪民主党分子)这个措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我们知道，亲立宪民主党的教授们往往给阴谋分子提供援助。这是事实”。列宁在信中提及的通科夫教授，是著名的解剖学家，当时担任军医学院院长，他曾找过列宁本人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约.捷尔任斯基，反映过对一些科研人员逮捕不当的问题。
从列宁给高尔基的回信中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党已意识到知识分子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曾发生过一些错误”，并且“释放了可以释放的人”，但总的来说，列宁认为“措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尽管部分被错误逮捕的知识分子后来陆续释放，但此类事件仍时有发生，以致高尔基不得不经常给领导人写信交涉。1919年10月6日，高尔基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又发去了一封信，就逮捕科研人员一事发表了看法：“我认为逮捕这些人是野蛮行为，是残害国家精英”，“苏维埃政权正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在同月写给列宁的一封信中，高尔基呼吁：“请不要将政客化的知识分子同具有学术创造力的知识分子混为一谈”，在白卫军那一方“几乎没有什么正派人，没有一个学术界巨匠，他们都还站在我们这一边，而且这些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并不是为了搞阴谋，而是真诚地希望新制度能够为他们的工作提供广阔的天地，他们在工作，而且是在凭良知工作!”“现在，对于我们而言，有学问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宝贵，正是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才能用其智力使国家变得富裕起来，使国家发达起来”。
高尔基恳请释放无罪专家
高尔基和通科夫教授等人的吁请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在上述1919年10月写给列宁的信中，高尔基也对一些科学家获释向列宁表示了感谢：“杰普已经被释放，我很高兴并表示感谢。请释放捷廖申、奥西波夫(最优秀的外科医师之一)、布什、奥尔登堡、谢尔巴和全部科学家。”信中提及的奥西波夫是一位精神病学家，曾在精神病学中发展了病理生理学派;而谢尔巴则是一位语言学家，其他几位也都是著名的学者。
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内外交困的特殊时期，农民和知识分子政策引发的危机，促使俄共(布)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路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随着外国武装干涉被击退，国内战争取得胜利，苏俄政府领导人着手调整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允许自由市场贸易和私人所有制的存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了社会危机，也舒缓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气。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各种社会思潮比较活跃，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些知识界人士纷纷要求苏俄政府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这引起了俄共(布)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在他们看来，一定程度上恢复市场经济和私人所有制，有可能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在苏俄的复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唯有加强对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控制。而另一方面，苏俄国内各知识分子团体纷纷集会，反对政府官员对知识分子创作活动的干预，要求允许思想自由交流，主张建立完善的法制来保证新经济政策得以持续执行。1922年初，以反对苏维埃高等教育改革和争取学校自治为核心内容的教授罢工已持续了一年多，并且呈愈演愈烈之势，这引起了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强烈反感。1922年3月12日，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指出：“……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去了。”5月19日，列宁给捷尔任斯基发去一封密信，指示国家政治保安局(即原先的全俄肃反委员会，1922年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安局”——笔者注)着手准备驱逐“反革命”作家和教授的工作：“……责成政治局委员每周拿出2_3小时的时间来浏览图书和出版物，作出书面的评价，将所有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版物送到莫斯科，不得有误……系统地搜集教授、作家们的政治经历、教学和文学创作方面的信息……系统地将所有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协约国的仆从和间谍组织以及毒害青年学生的坏分子驱逐出境。”
苏俄政府颁布驱逐决定
1922年5月，列宁收到卫生医疗人民委员Н.А.谢马什科的报告，报告指出第二届全俄医生大会通过了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保持医生组织独立的决议，谢马什科认为“这是我们生活中很致命很危险的趋向”，并建议“对医生的‘领袖们’实施隔离”。列宁对这封信作出批示，责成“谢马什科协助捷尔任斯基在两周内制订出相应的措施报政治局审议”。
随后《真理报》刊文指出，一些知识分子“错误地指望我们会由于新经济政策的施行以及西方资本家的压力而继续退却，试图反对苏维埃政权”。6月1日，捷尔任斯基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关于知识分子中反苏集团的报告》，里面写道：“反苏知识分子选择高校、各类社团、出版物……还有宗教团体等作为反苏的主要舞台。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大学生与反苏教授团体的反革命活动主要有两个方向：争取高校‘自治’;争取改善教授和大学生的物质生活条件。争取‘自治’的实质，是出于政治目的，抵制共产党和阶级原则在学校中的影响……至于要求改善物质条件，不过是高校的反苏分子用作政治对抗的武器而已。不久前的高校罢课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高校里的形势要求我们采取一系列果断措施，制止和预防教授们的反革命活动。”
6月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知识分子中反苏集团的决议》，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组建特别委员会，授予其实施行政流放或驱逐出境的权力。7月16日，正在养病的列宁给斯大林发来一封信，敦促尽快实施驱逐行动，并直接点了一批在他看来必须驱逐出境的知识分子的姓名。
8月1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加里宁签发颁布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行政驱逐的决定》，该决定指出：“为了对参与反革命活动的人员实行隔离，凡是报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批准隔离两个月以上者，在无须逮捕的情况下，决定以行政方式驱逐出境或者流放到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指定地区。”
“谁不跟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
将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绝不是列宁个人的想法，而是当时苏俄领导人的共同意见，一系列文献资料证明了这一点。比如，1922年8月30日的《消息报》刊登了托洛茨基为驱逐行动所作的辩护说明：“被驱逐和我们将要驱逐的那些人并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但他们却可能是我们的敌人的潜在武器。一旦出现新的军事紧张局面……所有这些不可调和和不肯改正的分子就会成为敌人的军事和政治间谍。而我们不得不根据战时法令对他们处以极刑。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在和平时期我们预先将他们驱逐出境的原因。”很显然，在托洛茨基看来，将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还是比较人道、温情的举措。苏俄领导人之一布哈林也指出：“我们允许的是我们制度框架内的研究自由……当一位卓有建树的教授说我们与世事无关，我们远离政治，请让我们自由地讲授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行的。”同年，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上发言时也指出：“正在对知识分子采取的行动的意义，可以用一句话简单地加以概括：谁不跟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
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领导人“非此即彼”的逻辑看来，不是苏维埃政权的忠诚拥护者，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远离政治是绝不容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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