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俯瞰别人，也永远别去考验人性。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请求清除朝中奸臣。唐太宗说：“我以为我所任用的都是贤臣，你知道谁是奸臣吗？”那人回答：“我也不能确知谁是奸佞。请陛下假装发怒，以试群臣。若能犯颜直谏者，就是正直之士；若曲意逢迎者，就是奸佞小人。”唐太宗说：“流水清浊，在于源头。君主乃政令之源，臣民犹如流水。君主使诈，却要臣子正直，就好比源头混浊而希望流水清澈，道理上说不通。”于是，唐太宗就对上书的人说：“我要使诚信大行于天下，不想用诈术教化民众。所以不能采纳你的意见。”
那个上书人的点子，说好听点叫试探，其实就是诈术，预设圈套，诱惑取证，目的不外乎是检验对方良心的真伪和品行的高下。在民间，这也许算不上什么原则问题，在战场上也是司空见惯的兵法，所谓兵不厌诈；但在政坛和职场，这样的伎俩就不够正派，甚至有些阴损，不仅会带坏风气，还会留下难以补救的后遗症，收到的是一时之功，失去的却是长远之信。好在唐太宗不糊涂、有主见，从源和流的关系上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拒绝用诈术考验朝臣的忠奸。
在历代帝王中，雍正一直为人诟病的是就他心术不够光明正大。雍正即位之初，担心宝座不稳，有些疑神疑鬼，于是大兴特务机关，私下派人四处侦察，就连坊间细故也要上达，所谓“密折奏报”，说穿了就是刺探私密情报。据清人昭?《啸亭杂录续录》记载，这年元旦夜，状元出身的王云锦在家同亲友斗纸牌，玩了一会儿，发现少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问他昨晚有何消遣，王云锦如实回答。雍正听了笑着说：“不欺暗室，真状元郎。”说着，他从袖子里拿出一张纸牌，正是王家昨晚丢的那张。幸好王云锦没有撒谎，也没说什么雍正的坏话，否则等待他的恐怕就不是笑脸了。
雍正的功过自有公论，但用这种阴招察人，实属下策，难怪当时的将相人人自危，后世的士人也多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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