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曾担任美军三角洲部队的指挥官，执行过几次猎杀本·拉登的任务。本·拉登现已不在猎杀名单上了，弗里则成为了美国核电站的安全检查员。?
在理想世界里，一个三角洲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应该像只变色龙，能随时融入人群之中，既不丑得过分，也不美得出挑。
戴顿·弗里就是这样一只变色龙。
弗里现在是一个作家，出过一本自传和几本惊险小说。他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那本自传《猎杀本·拉登》(Kill Bin Laden)，讲述了美军策划托拉博拉战役以杀死“基地组织”首脑本·拉登的来龙去脉。作为那场战役的指挥官，弗里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刷新了人们对美军特种部队行动的认识，他立刻成为了名人，但他的真实长相至今仍是个谜。
这并不是说他不肯出现在公众面前。2008年，他还接受CBS《新闻60分》的采访，但出现在镜头前的却绝非他的真容。他戴了帽子，粘上一把阿拉伯式的大胡子，甚至对面部皮肤都进行了一定的处理;按中国武侠小说的说法，他简直是个易容高手。
最近弗里又出了本反恐主题的小说，名为《全攻击模式》(Full Assault Mode)。《大西洋月刊》记者蒂娜·杜普伊跟他约了采访，他们一起吃了午餐，但观察能力一流的记者依然没法描述出他的特征：“他个头不高也不矮，身材很好，但肌肉并不夸张，也不显得瘦削。他是白人，但白得很不显眼。皮肤既不显得苍白，却又没有晒成古铜色。他穿着T恤和一条卡其色的裤子，美国南方口音，但听不出来具体是哪里人。除了那头典型海军陆战队的发型(两边剃光，中间短发)外，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年人。”
“画一个你所能想象的最没特点的人，”杜普伊说，“那就是他。”
三角洲的冷血战士
弗里的真实姓名和长相都相当神秘，他却不介意透露，他出生在肯塔基，是个军属小孩，从小就跟着军队四处走。19岁的时候，他正式参军，头15年都在陆军游骑兵兵团，后来加入了特种部队。他在特种部队待了6年，曾在阿富汗、波斯尼亚和伊拉克等地服役。
“三角洲和海豹六队是世界上最花钱的部队，”弗里在《猎杀本·拉登》书里写道。倒不是说他们每个士兵能有多高的薪水，而是说，他们的武器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装备都是最贵最好的。“而且，这里没什么繁文缛节，几乎没有任何禁令。”弗里写道，“我们就像摇滚明星一样。”
摇滚明星都是天生的。弗里从未经受过任何“控制情绪”的训练，但在战场上，哪怕是有队友死在他的脚边，他都可以按原计划将任务执行下去。三角洲没有专门的“情绪指导专家”，来教导他们如何在战场上排除干扰专心任务，但他们的选拔标准就决定了一切—进入这个部队的人，只会是那些在最危急的时刻也能控制住情绪的人。
弗里说，这个选拔过程漫长而又残酷，如果你无法在意志、体能和精神上达到比普通士兵还要高得多，那么你就无法进入三角洲。“特别是有时候你会听到一声惨叫，但你不能分心，因为你还没完成任务，”他说，所以能通过这种选拔考验的人，在实战中才能表现出色。这听上去有些冷血，但弗里却说，这非常有必要：“在做任务的时候，情绪是非常危险的，”他说，“如果有兄弟在你旁边倒下了，而你因此受到影响，那么整个任务就有可能失败，而这会导致更大的风险，甚至引发国际问题。”
在选拔进入三角洲后，这种意志上的磨炼会更加明显。“我们当然也是人，不是机器，我们总会有反应有情绪。”弗里说，“但我们平时的训练就特别现实，我们知道，每一次交火都可能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战，每一次行动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能肯定结束时还能见到谁。”—死亡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他们已经对此习以为常。
然而，习惯与死亡为伴，并不代表他们缺少人性。弗里说，他们也会为普通的事情烦恼。头一天可能还在荒漠里追踪目标准备猎杀恐怖分子头目，之后或许有个休假机会，回到家里，就要开始为了账单、孩子的数学作业和漏水的屋檐而烦恼。
他们的生活也并不会像人们想象中那样神秘，更不会像电影那样，亲朋好友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朋友和家人当然都知道我在特种部队，”弗里说，“我又不会因为进了特种部队就跟他们断绝来往。”不过，弗里承认，他的邻居几乎都不知道他的身份。三角洲的成员和家属都接受过特别训练，不会在社交网络上谈论军队事宜，也不会在房子或者汽车上贴军队标志;甚至于，他们也很少跟邻居一起玩乐，因为“这样更难保持秘密”，所以三角洲的成员们倾向于有空就聚在一起休闲。
猎杀本·拉登
弗里在三角洲执行过很多任务，毫无疑问，猎杀本·拉登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
2001年12月，9·11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后。CIA通过无线电渗透和其他情报方式得出结论，本·拉登就藏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的托拉博拉山脉之中。三角洲特种部队被派遣去执行猎杀任务：“我们的任务是找到他，活捉或者杀死他都行。但我们都知道，事实上我们就是得杀死他，因为没有人愿意把本·拉登带回美国进行审讯。”弗里说。
弗里的队伍跟CIA以及阿富汗军队混编在一块儿。根据他接到的上级命令，三角洲负责杀死本·拉登，而尸体和战利品则归属阿富汗军队，这样能让他们在战争中保有颜面。他们原本打算采取偷袭战术，“但高层的某人否决了这个提议，”弗里回忆道，“我不确定那个某人究竟是谁。”
他们还有第二方案：扔几百颗地雷在逃往巴基斯坦的必经之路上，这样本·拉登就不会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离开阿富汗了。但这个计划也被高层否决了，弗里说，他同样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然而令行禁止，在接连两个方案遭到否决后，他们唯一的选项就是正面攻击。弗里当时是三角洲的前线行动指挥官，他手底下只有50名精锐，但本·拉登有至少1000名士兵。“我必须得到阿富汗军队的支援，”弗里表示，“但阿富汗士兵并不这么想—在那个时候，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将本·拉登视为英雄。”
在这种情况下，弗里陷入了两难。有一天夜里，弗里得到情报说，本·拉登就在他们两公里之外的地方。当时阿富汗盟军还没到来，事实上，即使他们到来了，弗里也不知道是否能够信任他们。“在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军队之间好像有某种协议，像是某种默契，”弗里说，“他们每次遭遇的时候会合起来上演一场好戏，打一打就离开，从来不动真格。”他手上只有自己的50个士兵。
他必须要做出抉择：誓死一搏，或者原地观望。他选择了后者。“从指挥官的角度来说，不值得冒这个险。”但是他还补充说，这个决定对他来说也非常难受：“感觉上像是我让整个国家在关键时刻失望了。”
没过多久，弗里得到了第二次机会。一个代号为“豺狼”的三角洲突袭小队报告说，他们发现了本·拉登：“豺狼队说他们观察到50人左右的行动，这些人钻进了一个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山洞。其中有一个人，个头较高，穿着迷彩夹克。所有人都觉得，那就是本·拉登。”
这一回没有必要再进行正面袭击，他们呼叫了空中支援，对那个山洞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定点轰炸。“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死了没有，反正阿富汗司令宣布了胜利，我们就离开了托拉博拉。”弗里回忆说，“当时我们有一半的人相信他死在了那个山洞里，而另一半人认为他逃走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离开，去进行下一个任务了。”
2004年11月，当本·拉登再次在半岛电视台上出现，弗里终于确信他逃脱了当年的那次轰炸。但那个时候，弗里已经不再会对当时的决定感到遗憾，“当你忙着追捕萨达姆或者扎卡维的时候，你不会花太多时间来遗憾这样的失败，”他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爬进核电站
在加入三角洲特种部队6年之后，弗里终于决定退伍，“这样我就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女儿”，他说。尽管从摇滚明星变成普通人的落差有点“难以适应”，但在退伍之后，弗里的生活也依然丰富。除了写书之外，他还当“顾问”，包括给电子游戏《使命召唤》当参谋，还接一些其他的活儿，比如给一些核电站进行安保测试。
他的最新小说《全攻击模式》就是他最近工作内容的体现。在这本新书里，恐怖分子会对一座核电站进行恐怖袭击。“这并非天方夜谭，”弗里说，“我就曾经爬进去好几座核电站。”
弗里爬进核电站主要是为了寻找安保漏洞。他解释说，在美国，一共有61座核电站，总共有100个反应堆，而他每一个都去过，其中有些还去过不止一次。“我们进去过65%的机密区域，”他说，在这100个反应堆里，有40%的敏感目标都在他和他同事的掌握之中，包括核燃料池在内，“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能导致核心熔毁。”
这种测试是反恐演练的一部分。美国核管理委员会认为，海外确实存在着一些恐怖分子和敌对国家，会利用核电站来给美国带来真实的威胁，于是他们雇佣了私人承包商来进行安保强化，而弗里这样的退伍特种兵则是模拟恐怖分子的最佳人选。
在他爬过的核电站里，哪一座的安保措施最差呢?弗里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笑了起来，他说，在所有的美国核电站里，安保措施最好的，反而是那些商业核电站。“相反地，政府核电站会有一些问题，哪怕是在加强防守之后。想象一下吧，如果核电站旁边有一家化工厂，而我是一个恐怖分子，我发现核电站里里外外重兵把守，我当然不会进去，而是转而去化工厂。因为政府根本没告诉化工厂的人也得注意安全。”
最近，《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一起发生在2013年的恐怖袭击，当时恐怖分子侵入了硅谷一家发电站，在19分钟内损坏了17个变压器。尽管当时加州电力单位反应迅速，此次袭击并未导致大规模停电，但它证明了，恐怖袭击对于电力的威胁是真实的。
“不管干这事的人是谁，我只能说，这帮人是专业的，”弗里说，“这很显然是一次详细策划好的袭击。他们一开始就关闭了目标地区的监控，切断了发电站与外界的通讯线路，而且在警方反应之前就逃之夭夭，这说明他们对执法机关的行动速度也有研究。”
弗里说，如果是他或者其他的退伍特种兵，他们也会非常轻易地完成这样的袭击。他说，关键就是“3D”：伪装(disguise)、分散注意力(diversion)和欺骗(deception)。他以他曾经做过的任务为例。有一次圣诞前后，他团队中的一个人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看起来像是要发小礼物的样子，于是他就被迎接进了核电站;另外一次，他们有人假装受伤流血，核电站里的人也打开大门来救助他们。弗里说，“我们的核电站安保漏洞实在太多了。”
关键的原因是人性固有的缺点。“只要有人，就会有人性的弱点，”弗里说，“现在的安保系统太强调佩枪保安的重要性，但问题是，不管你手上的武器多强大，只要你有五分钟没有集中注意力，我就能找到缝隙溜进去，而你根本不会留意到。”
本·拉登老婆纳伊瓦揭秘八年婚姻生活
在穆斯林世界中，妇女嫁给自己的表兄弟是很普遍的。这种结合很受欢迎，因为这样保留了家庭的完整性，避免了潜在的财产继承问题——如果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的话。
在我十四岁左右的时候，奥萨玛找到了开口的勇气。那年夏天，他们来叙利亚拜访我们，待了很长时间，我俩每天都泡在一起。当他们返回沙特阿拉伯时，他和他妈妈谈到了定亲的事。阿丽娅姑妈对这桩婚事很满意，她的儿子要娶自己兄弟的女儿，这会使我们两家的关系更加亲近。
在穆斯林世界里，女人们通常需要安排烦琐复杂的婚礼程序。幸好，我们的婚事不用安排这些烦琐的细节。不仅因为奥萨玛和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而且也因为阿丽娅姑妈倾向于让她有主见的儿子自己决定婚姻大事。她找我的父母商量过，而后我的父母向我透露了这些。
和奥萨玛结婚，也意味我的人生将从此改变，剧烈地改变。在搬到沙特阿拉伯后，我需要头戴面纱。奥萨玛很保守，因此我还需要长在深闺，深居简出，很少有机会离开自己小家的范围。1974年，我结婚了，在我将近十六岁的时候。我的丈夫十七岁。
还是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发生。尽管奥萨玛和他的家人在叙利亚停留了一段时间，好让我们习惯并适应彼此关系的转变，但是奥萨玛却要独自回到沙特阿拉伯。我的官方旅行文书还没有准备好。即使我嫁给了那个王国最富有最有影响的家庭之一，准备那个文书依然需要大量的时间。我只能呆在父母家，作为一个女学生，等待我作为奥萨玛·本·拉登的妻子被批准成为沙特的公民。
我还是最希望看到我丈夫成长的家，而我所看到的并没有让我失望。阿丽娅姑妈的家位于吉达的穆什拉夫地区，那是一个舒适的社区，附近有一些商店和清真寺。我们的房子是一幢二层的小楼，虽然还没有仔细端看，但确实是一个完美的新婚居所。得知阿丽娅姑妈和她丈夫为奥萨玛和我单独安排了整层楼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有自己的空间。
我丈夫决定雇一个本地的仆人来帮我照料日常杂务和厨房里的琐事。他雇了一个叫赞赞的埃塞俄比亚女佣，我相信她一定很高兴在我们家谋职，因为她会得到尊重。
每天清晨，我丈夫不需要任何闹钟就能醒来，在太阳升起之前起床，就像在正午起床一样轻松。他会离开家，快步走到附近的清真寺，其时，有人会通过喇叭召集信徒们前来祷告。如果你没有听过，可能无法想象，但祷告声对我来说就像悦耳的音乐。
奥萨玛的晨祷不会花太长时间。他回家以后，我们一起吃早饭。他的口味很简单，仅仅是一片抹了油或者放了百里香的面包，就会让他十分满足，就像是吃到了最好的那块肉一般。“纳伊瓦，别担心。”他说，“有什么就吃什么，一切都是真主给予我的，我都会真诚地感谢他。”当然，我会在早饭时为他准备奶酪、面包、鸡蛋和酸奶。我还知道奥萨玛从小就喜欢一道菜——在西葫芦中塞满骨髓。这道菜很快成为我的最爱。
我一心给丈夫做健康的食物，因为他的日子漫长而辛苦。他不但要上学，必须要专注于自己的课程，还要照顾家族的生意，庞大的本·拉登建筑公司。我丈夫一心想做好自己的工作，所以他常常工作到很晚。
我慢慢了解了本·拉登家族，尽管在参加家庭活动的时候我很腼腆，毕竟我是最年轻也是刚嫁过来的媳妇。在年长一些的妻子谈话的时候，我安静地坐着聆听。回想那时，我想最年长的妻子一定担心我根本没有自己的想法吧，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我记得在一次妇女聚会时，奥萨玛的某个姐姐戏称本·拉登家的三个儿子都是“疯子和病人”。这个嫂子笑着说道：“最疯狂的在天上，他是飞行员萨利姆，他开飞机总是那么轻率，每个人都担心他这一次飞行就是最后一次了。第二疯狂的在海里，拉登开船的时候总是那么不小心，害得家人都担心他会消失在海浪中，或者在海里遇难。第三疯狂的在地上，奥萨玛在沙漠中开车开得太快，他可以从车里飞出去，然后能飞到别人都无法爬上去的险峰。我们担心奥萨玛会在飙车中丧命。”
我知道那位嫂嫂在开玩笑，我丈夫和他两个哥哥并不疯狂。然而，当奥萨玛的哥哥萨利姆在一次坠机中身亡后，本·拉登家族的女人们开始心惊胆战了。
当奥萨玛回到家，我们会简单聊聊我们一天的事情，然后一起吃晚饭。有时我们单独吃，但大多数时间与阿丽娅姑妈和她的家人一起吃，那真是愉快的经历。自然，必要的祷告会打断一般的聊天，男人们冲向清真寺，而女人们则在家中祷告。
在吉达生活了大概一年的时候，我通过阿丽娅姑妈认识了一些女伴。我们时常会互相拜访，有时还讨论各自的丈夫和婆婆。我是比较年轻的新娘，对自己的丈夫、婚姻或者婆婆都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结婚快一年的时候，我感到了身体的异样。我去找阿丽娅姑妈吐露心声，她说所有的迹象都清楚地表明我怀孕了。
怀孕是一种绝美的感受。奥萨玛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高兴，像所有的沙特男人一样，他真诚地期待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会是一个男孩。我暗自思忖，我们的头胎是男孩自然再好不过，但是我总是希望能生一个小女儿，那样，我就可以给她穿百褶裙，还可以给她编长长的辫子。但事实上，像所有的母亲一样，我什么都不期盼，只盼着真主赐予我一个健康的宝宝。
我怀孕的过程很轻松，却经历了无比困难和痛苦的生产过程。我没有去医院，而由家里有经验的接生婆照料。分娩如此折磨人，以致我焦虑的丈夫宣布：“从今往后，纳伊瓦都要去医院生孩子。”
当我看到我第一个孩子的小脸时，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欣喜。他很健康，感谢真主的保佑。我们将我们的小儿子命名为阿卜杜拉。第一次生孩子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是1976年，但是我还记得当时喂他所遇到的一些麻烦。我是个年轻而没有经验的母亲，并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令人高兴的是，一切都随着时间慢慢解决了，阿卜杜拉也成长为一个健康的蹒跚学步的宝宝。
1979年爆发的一些事件，震动了整个穆斯林世界。但说实话，我是忙于照顾三个孩子无暇顾及外面的事情了。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开始对我们穆斯林兄弟进行残酷的占领。尽管很多沙特人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对苏联的进攻感到震惊，而我丈夫却表现得格外激烈。他坚持搜寻阿富汗的新闻，从穆斯林的报纸和国际新闻媒体上寻找。他知道的越多，就变得愈加焦虑。
我不知道那遥远的国度正发生着什么，但不论那里发生了什么，我丈夫都深受影响。当我鼓起勇气问他的时候，奥萨玛只是说有一股邪恶的力量正在控制着穆斯林的土地。他十分难过，比他看到无辜的穆斯林妇女儿童遭受牢狱之灾或者被折磨至死还难过一万倍。
很快我就发现我第四个孩子依旧是个男孩。在医生宣布他是男孩的时候，我竟然感到一丝失望，但是我旁边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得高兴，我的脸也因为欣喜而红润起来。我提醒我自己，还有那么多期待生儿子的虔诚的沙特阿拉伯妇女的祈祷没有得到回应呢!
沙特阿拉伯人是那么喜欢男孩，所以只生儿子的妇女是直接被真主保佑的。现在，我有四个儿子了，我看到很多嫉妒的面孔。
我的娱乐幻想结束了，至少我丈夫在家的时候是这样的。但在这个事情上我还是暗自有些小想法的。就在奥萨玛又去巴基斯坦时，我的叛逆情绪即刻浮了上来。奥玛是那么漂亮，我不禁又把小女孩的衣服套在他的身上。我的小快乐一直持续到某个下午。我丈夫不期然地走进房间，那时我正在给奥玛试穿一件粉色的衣服，他头上满是卷卷。我被逮了个正着。
奥萨玛一言不发，紧盯着我，他的表情分明是在说我不应该与命运抗争。因此，我放下自己的小罪恶，再次把奥玛的头发剪成男孩的样子，安静地把那些小女孩的衣服叠起来。但是心中却暗暗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穿这些好看的衣服。
尽管欢乐的时光很多，但也有让我担心的时候。奥玛出生以后，我丈夫在巴基斯坦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我曾偶尔听到他和家里其他人说他现在也去阿富汗了。当我想到我孩子的父亲可能会有危险的时候，我感到十分不安。然而，我不敢抱怨，因为我丈夫说得再清楚不过，我没有资格评论任何家以外的事情。
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巴基斯坦，但是很希望去，我们希望能尽量陪伴他。
在过去的三年中，奥萨玛像一只忙碌的小鸟似的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他从我们沙特阿拉伯的家飞到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又在那里，向阿富汗钻去，集合阿拉伯地面上的战斗力量。当他认为必须回到吉达，才能为战士们筹措更多资金，并与本·拉登家族的兄弟们并肩作战，他会回到我们的身边。然而即使在吉达，他也绝少有时间陪在家人身边;几乎每天在他醒着的时候，他的时间都会被有关抗击苏联的战争或者建筑生意的重大会议排得满满的。
得知我们将在巴基斯坦待一段时间，我很开心。有时我丈夫一走就是几个月，我独自在吉达待着，觉得很没意思;我成长的孩子们也需要他们的父亲，尤其是最小的那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奥玛，他对父亲的思念，好像比几个兄弟加起来的还多。
那时，我和奥萨玛结婚已经八年了。虽然他在阿富汗的工作总是那么紧张，但总的来说，我们的婚姻是幸福美满的。我对我丈夫格外满意，而他的一举一动都告诉我他也像我一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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