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一恢复，初中毕业的他马上报名参加，并且考上了。是他们方圆百里唯一一个考上的。不料政审时却将他刷了下来，是因为大姨的所谓历史问题。那个时候“文革”的影响尚未消除。他一气之下不再去考，娶妻生子过日子。
到1979年我考上大学时，23岁的他已做了父亲。但他脑子闲不住。改革开放之门刚打开，他就辞去学校的铁饭碗，承包了队里的鱼塘。他一开干就与众不同，打破了传统的养鱼方式，在鱼塘上搭葡萄架，为鱼塘遮阴，在鱼塘四周种菜，把鱼塘里的底子捞起来当肥料，又用菜上和葡萄上的小虫子喂鱼，充分利用了生物链。退休在家的大姨父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父子俩吃大苦耐大劳，很快便成了万元户，是县里的第一个万元户，县长书记请他吃饭介绍经验，戴红花发奖状。而那时的我正在读大学中文系，陶醉于朦胧诗什么的，好高骛远，有些不以为然。
上世纪90年代初，正当他们一家红红火火勤劳致富，甚至不惜重罚生下第二个儿子时，妻子突然病倒了，是一种罕见的病，气管里长了一个瘤子，如果不及时手术性命难保。当地医院是不行的，必须去上海。他当机立断，将正在哗哗来钱的鱼塘葡萄架统统抵押掉，然后取出所有存款，让刚上初中的大儿子休学一年照顾菜地，把小儿子托付给父母，自己便一人带着妻子去了上海。所谓倾家荡产就是这个意思吧？庆幸的是，妻子的手术很成功，虽然将终生带着一个仪器过日子，但已没有了生命危险，好好地活到现在。
从上海回到家乡后，他决意从头开始，从一贫如洗的起点开始。他看中了村子外面的一片河滩。河滩上除了沙石还是沙石，但他却勇敢地与政府签下了20年的承包合同，他要在这荒芜的河滩上建一个现代化的养鱼场。老父亲仍是他的重要伙伴，还有母亲，默默地在背后支持他。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在河滩上挖鱼塘，用水泥硬化底部和四周，然后引水养鱼，鱼塘挖了一个又一个，年年都在增加。当开挖到第10个时，父亲反对了，父亲觉得那些鱼塘已足够他们过上好日子了，也足够他们忙碌辛苦了。但他就是不肯住手，坚持要扩大，以至和父亲冲突。父亲拿他无奈，只好跟着他继续苦干，就这么着，一直干到他们的渔场成为那一带最大的渔场。他没再搞葡萄架了，而是在鱼塘边种树。河滩上没有土，就一车车从外面拉土，种了梧桐、棕榈、桃树和铁树，还有石榴树和广玉兰，还有茶花和兰草……将一片荒芜的河滩，变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美丽渔场。
从归零的地方重新开始，把失去的一切再夺回来。他不怨天尤人，不唉声叹气。只是干。脚踏实地地苦干。在艰苦创业的同时，他将两个儿子培养成才了：大儿子今年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儿媳妇是英国在读博士；小儿子也即将获得英国某大学的学士学位。儿子每次从英国回家度假时，会马上跟他一起下地干活儿，跟渔场的普通工人没两样。
到我去时，表哥的渔场已经有了三十多口大鱼塘，以罗非鱼（一种非洲鲫鱼）为主，成了当地的罗非鱼养殖基地。每个鱼塘都有增氧机，投放饲料机；为了让鱼苗顺利过冬，他还建了好几个有暖棚的鱼塘，烧锅炉送热水。如此繁重忙碌的工作，整个渔场连他带工人才四个劳力。
如今五十多岁的他，依然每天在鱼塘干活儿，白天顶着大太阳汗流浃背，晚上也不得安宁：睡前和半夜，都要起来巡视鱼塘，一旦发现哪个鱼塘有缺氧现象，立即打开增氧机。表嫂跟我说，他好辛苦啊，一年到头从来睡不了囫囵觉，连春节也一样。
我无法不佩服他，甚至有点儿崇拜：已经有了千万家产的他，依然如普通农民一样辛勤劳动———因为劳动让他愉快；依然穿最朴素的衣服———因为那样让他自在；依然住最简单的房子———因为那是他亲手建的。他家的楼房连马赛克都没镶，但门前有开满睡莲的水塘，还有可以乘凉的紫藤架，他在用汗水泡出来的土地上像鱼儿一样自在地生活，辛苦并快乐着。
我时常想，如果表哥那年进了大学，如今会是什么样？我是绝对相信他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或工程师的，没准儿也和我们的舅舅一样成为院士。但他是一个按自己想法去活，并且活得精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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