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缅甸沿海地区的下淡棉市有很多人恨我。那时我是该市的一名警察，当地人对欧洲人总有点敌意。作为一名警察，我显然成了当地人憎恨的目标，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把敌意表现出来。有一个缅甸人在足球场上故意把我绊倒，教练（也是缅甸人）把头转到另一边假装没看见，其他缅甸人在旁边大笑。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多次，弄得我见到这些黄脸男人就害怕被他们侮辱。那些年轻的和尚是最坏的，当时在下淡棉市有数千名年轻和尚，他们好像什么都不用干，只是站在街角嘲笑欧洲人。
那个时候我已经认定了帝国主义是罪恶的，我恨不得立即丢弃我的工作。我从心底里支持那些缅甸人，憎恨压迫他们的英国人。因为我是警察，见到压迫缅甸人的事例更多。我看到那些可怜的囚犯被关在臭气熏天的监牢里，因长期受迫害，脸上总出现着惊恐的表情，他们的屁股被竹条打得皮开肉绽，每次看到他们我的心里都会产生深深的罪恶感。但我年轻、没文化，无法做出什么改变，我甚至不知道英帝国已经奄奄一息。我以为大英帝国会永远统治缅甸，问任何在缅甸的英国兵，他们都会那样以为。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的事情，那件事情本身并不算大事。一天早上，我接到电话报告说一头大象正在一个集市里发狂，要求我去处理。我带上一支步枪，骑上一匹马，向那个市场进发了。那支步枪其实是杀不死大象的，但我想也许枪声可以把大象吓走。一路上有很多缅甸人跟我说大象做的坏事，他们说那不是只野象，是家养的，把链子挣脱了，驯养它的人又要在十二小时之后才能回来。它出现在市场上，手无寸铁的缅甸人对它一点办法也没有。它毁了一个竹屋，摔死了一头牛，把一些水果摊踩个稀烂，也踩死了不少家禽。它见到了政府运垃圾的小卡车，把那小卡车也掀翻了。
我赶到那个市场时，大象已经不在那里了。我问聚在那里的人大象去了哪里，但在场的人都说不清楚。有的说大象向左走了，有的说大象向右走了，还有的说根本没听说有大象来过。我知道他们是故意对我说谎。这时，我听到不远处有人叫嚷：“小孩子，走开，离开一点！”那边小屋前的地上躺着个人，看得出来是个苦力工，几乎全裸着。据说大象用鼻子卷了他甩到地上。因为是雨季，他的脸全被泥盖上了，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到大象杀死了人，我命勤务兵到附近去借一支大口径反坦克步枪，并叫人把我的马送走，如果马被大象吓着，会把我从它背上摔下来。
几分钟后，勤务兵带着大口径步枪和五发子弹回来了。这时，周围的缅甸人更多了，有人说大象在几百码外的一片野地里。我朝他们指的方向找去。见到我要射杀大象，他们有的人兴奋地喊叫起来。对他们来说，看我射杀大象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况且，他们还可以吃大象的肉。但我也不是非射杀大象不可，我借那支步枪更是为了防身。
看到了，大象正在一片草地上吃草，对我和人们的到来根本没有在意。它把草拔起来，在膝盖上把草根上的泥甩干净，然后塞到嘴里去。它看起来跟一头牛一样没有什么危害，我又不想射杀它了，我决定在安全的地方观察一阵子，如果它不再发狂作恶我就回家去。但当我看到我身后的人群正在看着我，好像要看笑话。我觉得自己非射杀那只大象不可，那些人正等着看呢。我拿着步枪站在没有武器的本地人前面，看上去好像是他们的领头人，其实不过是被推到前面的可笑的小木偶。我非射杀了大象不可，命勤务兵去借大口径步枪的那一刻已经注定了。背后那么多人看着我，我可不能没开枪就走了，那样更让他们笑话。
如果我不射中大象，它会过来追我，我会死得像那个苦力工一样惨。我把子弹上了膛，伏在地上瞄准。那时，我不知道射杀大象的时候应该让子弹从一边耳孔穿进去，从另一边耳孔穿出来。我瞄准了它耳朵的前面，我以为它的大脑应该在耳朵的前面。我扣动扳机，没有听到人群发出如潮水一般的吼声。大象没有跑，也没有倒下去，它好像突然僵住了，过了大约五秒钟，它跪了下去，嘴巴里不断地涌出涎来。我向同一点又开了一枪，它没有倒下去，反而奋力地慢慢站了起来。我开了第三枪，它终于无力地躺了下去，但它的鼻子举起来，像一棵树。它还没死，但肯定站不起来了。但它的气息还很强，最终，我朝我所认为的它心脏所在的地方射出了剩下的两发子弹。它的血奔涌出来，但它仍然没死。见那样一个庞然大物死又死不了，动又动不得，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叫勤务兵拿我的步枪来，又向大象的心脏和喉咙开了好多枪。见它仍然没死，我只好走了。后来我听说它过了半个小时才死。
后来，人们没完没了地议论我射杀大象这回事。大象的主人非常愤怒，但他只是个普通的印度人，奈何不了我。再说，我射杀大象是合法的，因为发狂的大象就像疯狗一样，如果主人没有控制住它，别人就可以把它杀死。欧洲人的看法分成两种，年长的人认为我做得对，年轻人认为我小题大做了，他们说不应该因为大象摔死了一个苦力工就把它射死。到现在我还常常想，有没有人发现我射杀大象只是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傻子。
相关阅读：张越 胖亦能立
熠熠生辉的“光影项链”
情歌
打破神话
达尔文人生的转折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