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肯恩大学，学生无比热衷于报名参加诺尔玛·鲍开设的“正确对待死亡”课程，有时等待上这门课的学生名单已经排到了三年以后。在一次实地考察中，鲍的学生去了当地一个验尸房，工作人员展示给他们看的是金属台上三具赤裸的尸体，其中一人死于枪击，一人死于自杀，另一人则是溺水而亡。
最后一具尸体看上去体型很胖，但是其实不然；他像一个灌了水的气球被充胀了。死者是一桩肇事逃逸案的嫌疑人，他从案发现场逃离，在警察追捕过程中弃车跳进了帕塞伊克河。在尸体解剖台上，他表情惊讶，嘴巴大张，仿佛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就在全班同学聚拢过来的时候，验尸员启刀切开他的躯干。有些学生反胃作呕或者匆匆跑了出去，他们无法忍受眼前的景象或现场的气味。
这次令人毛骨悚然的参观只是鲍班上的学生外出考察活动之一。他们的作业也与众不同：学生们要给他们去世的亲人写一封告别信，并为自己写下悼词和遗嘱。
这样做当然很恐怖。但是学完鲍的死亡课程以及全美其他类似课程的人都学会了一项重要的技能：坦诚谈论死亡的能力。
20世纪60年代，学术界人士就开始主张，死亡话题应该在校园里进行讨论。根据《死亡与临终手册》一书的叙述，到70年代末期，美国各地开设了600多门与死亡相关的课程。今天，数以千计的这类课程可以在不同学科里找到——从健康学、哲学到医学。
当人类发展学教授伊莱娜·丘皮特1984年首先提议开设死亡课程的时候，她的系主任问道：“谁会学那样一门课呀？”这门课旋即人满为患，学校被迫将报名人数限定为50人。
鲍在到肯恩大学之前曾经在急诊室、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房做过护士。她在肯恩大学教死亡课程已有14年时间。她知道她这门课学起来可能非常难受，所以把校园心理治疗室的电话设置成快速拨号，经常把学生送到那里进行单独治疗。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死亡的困扰——应对家庭成员的自杀、亲人的暴亡或个人患上癌症的可怕遭遇。这门课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严谨的、得到精心指导的机会，去进行很多人只是到了老年或在接到了晚期病症诊断结果之后才会开始的思考。
“死亡的平等牵涉到我们所有的人，”费弗尔曾经写道，“否认它或无视它都会扭曲生活的方式……在获得死亡意识的过程中，我们提高并加强了我们对生命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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