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卖文，现在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报刊杂志这类“买方”市场有限，而文人雅士太多，投稿不问价地“卖”文章，已经成为惯例。民国时代，有些文人靠卖文章就能舒舒服服地过上一辈子，但大多数文人“销路”不好，靠“笔耕”未必能安享丰年。
晚清以前的文人，其实是不卖文章的。即是想卖，也放不下摆地摊卖文章的架子。但虽然没有报刊之类的现代媒体，但民间“买文章”的市场同样存在。家里死了人，要刻墓碑，平头只须写几个某某先考先妣大人之墓，官宦富家要摆显身份，就得弄个碑文。于是不能不找有些文名的士绅起稿，照例得给钱。这些文人如果愿意下笔，还是给买文者面子；买文者付了钱也不敢说是“按字付酬”，公平交易，美其名曰“润笔”：“啊呀，这毛笔写了那么多字，毛是要脱落的，我就付点脱毛费，请君笑纳。”这大概就是“润笔”费的意思。几根毛才值多少钱，需要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吗？那也是给作文者的面子：“你可不是卖文章的。”买卖做成了，还不讲做买卖，你看中国人的酸劲！读古代文集的一些墓志铭，如非亲朋故友，大抵都是有“润笔”的。买家照例得先写个死者的“行状”，差劲的文写工将这“行状”约略成文，然后加些呜呼哀哉尚享之类的词，签上自己的大名，就算了事。如何写好亡者的传记，讲授技艺，其实在讲生意经。
活人要买文章的，打官司的诉状是最大的需要，此外还有家书、契约之类的格式文书，科场上当“枪手”，都得事先讲好价钱。如果沦落到这个地步，卖文章的事实一旦成立，也就失去了作为文人的“士绅”资格。所以，真到今天，大多数文人还是投稿不问价的。
其实卖不卖文章，与文人的身份没多大关系，关键是你卖什么文章。买文章也是这样。文章好坏不在于出价多少，而在于用心何在。
这历史上的买文章的事，我了解不多。但近代史是有两件买文章的大案，可以略道一二。一个是买成功的，买家如愿以偿，而卖家把人格也卖掉了。一个是没有买成功，买家成了笑柄，而不卖家却声誉俱隆。前者说的是恽毓鼎，后者说的是梁启超。
恽毓鼎是个御史，《澄斋日记》、《崇陵传信录》的作者，也是光绪帝身边的史官，皇帝每天上床下床上干些什么事情都得记下来。1907年，袁世凯为庆亲王奕?买妓女杨翠喜当“小三”的事被人揭露，牵动官场错综复杂的政治和权力斗争，军机大臣瞿鸿?、新任邮传部尚书岑春煊联手、御史和媒体配合向庆袁一党发动了猛烈攻势，庆袁难以招架，慈禧太后也帮不上忙。袁世凯就花了两万两银子向恽毓鼎买文，恽毓鼎根据袁世凯买文的政治目的，写了一份奏折，指责瞿鸿?“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将瞿的门生汪康年的《京报》抨击、御史弹劾、岑春煊入京三事联在一起，指证瞿结党营私。奏折一上，慈禧太后借机“起兴”，罢了瞿的官职。这个“斩首行动”，使庆袁一下子摆脱了困境。拿了二万两银子的恽毓鼎从此也名臭青史。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撰写了《异哉所谓国体论者》，袁世凯得知消息后，知道这位舆论巨子的文章一旦发表会酿成什么后果，花了数以十万计的重金“买文”，就是要让梁启超不发此文。但梁启超毅然拒绝，公开发表，成了护国战争的讨袁檄文。这件事，被载入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现在有人说袁世凯“伟大”，还想到花钱买文章不发的“文明”手段，没有“一刀捅了他”，只能当作冷笑话看了。
一篇文章，如果出几万、几十万的大价钱来买，得看看自己的身价值不值。恽毓鼎名列清班，二万两银子便把自己给卖了，要知道妓女杨翠喜的身价都值十万两，岂不卖得太亏？梁启超是几十万两都不卖，所以载入史册，教育后人：人格是不能买也不能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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