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美彪先生有言：“历史学需要多方面的修养，需要哲学、思想、语言、文字的修养，甚至需要经济学的知识都需要。所以真正做好很慢。需要多方面的条件，如果这方面欠缺，你做专题研究的时候，不但不容易深刻，而且还容易出错，容易出笑话。”此言深有同感。其实不仅仅是做历史学，研究文理各门学科都需要多方面的修养，尤其要有一定的文史素养，不然何止是做专题研究，即使是写随笔杂文或者与人饭后闲谈，都免不了闹笑话。
近读南京大学博士后王成军文章《问天下英雄：谁的血泪在飞?——读感言》，文中提到“项英枪杀妻子则是以革命的名义干了伤天之事”，读及此处，又不免感慨。军人的一粒子弹充其量只是消灭一个人的肉体，而文人的一只细笔，却可以使人背负千秋骂名，永世不得翻身。此例多矣，无需赘叙!我们今天单说项英杀妻一事。
项英是中共早期的骨干，也是最忠诚坚定的战士。1922年入党，1923年参与领导了“二七”大罢工(时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秘书)，是中共“二大”12名代表之一，是中共三至六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历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组部代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苏区中央局代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长征后，与陈毅、贺昌、毛泽覃等人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任新四军副军长，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叛徒刘厚总杀害。关于项英，历来都是极具争议的，他在“皖南事变”中应负的责任不是我们这里要谈的，他在党史中的地位长期被有意无意地低估也不是我们能够随便评论的。但是，他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他究竟有没有“一怒之下，拔出手枪把妻子枪毙了”?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瞿秋白与项英的妻子张亮以及中央苏区政府的妇女部长周月林被俘，两个多月后，瞿秋白的身份被敌人知悉而被害，而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3年后被释放。当时人们都怀疑是这两人出卖了瞿秋白。张亮获释之后带着在狱中出生的小儿子辗转找到项英，事情在这里发生了两个版本。
一种是网络上广为流传的版本，据说在一些正式刊物上发表出来过：
“这年5月，被保释出狱的张亮，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跋涉，辗转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与丈夫分别3年多的张亮扑向丈夫的怀抱，但项英一把推开了她，语气严厉地说：“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
张亮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气急之下有些结巴地回道：“怎、怎么可能?我、我……”
怒气填胸的项英，看见张亮这副紧张失措的模样，心头的疑惑似乎得到了证实，他拔出手枪推弹上膛，满身行尘的张亮仰身倒在地上。
张亮就这么惨死在丈夫的枪口下,而且背着“可耻叛徒”的黑锅沉冤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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