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7点，伊利诺伊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巴丁正给家人煎鸡蛋。女儿贝特茜和儿子比尔突然冲进厨房，大喊“爸爸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听到新闻报道，巴丁和同事肖克利、布拉顿共同获得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巴丁手里的平底锅“啪”地掉到了地上，东西撒了一地。“我怀疑委员会中的很多人都不确信这项技术值得这个奖，我自己也感到怀疑。”在给朋友的信中，48岁的巴丁写道。
巴丁所提到的“这项技术”是指九年前，他和同事一起发明的晶体管技术。当时，贝尔实验室的这三位研究人员，担心他们的发现只是偶然的成功，不敢将情况报告给实验室高层。经过一周验证，他们最终向上级成功演示。但是，巴丁不久后便遭肖克利排挤，1951年转到伊利诺伊大学任教。
这个名声在外的老师，并不太受学生欢迎。巴丁沉默寡言，言行看上去甚至有些木讷。回答学生问题时，他总是用同样的几句话。
“他几乎像一台录音机，只是一味地重复。”学生回忆说。这也让许多学生最终放弃选修巴丁的课程。课外，他对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科恩还是无名小辈，与巴丁素不相识。为了得到一组正确数据，他冒昧向巴丁求助。很快，科恩就收到一个棕色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一封很长的手写信。科恩后来回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能如此耐心对待一个初学者，“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
获奖的消息，让人们开始关注这个沉默的男人。大约60名物理学家和夫人拿着手电筒，高唱“因为他是一个快乐的好人”，当晚来祝贺巴丁。第二天，在巴丁夫人的故乡，一家报纸报道说“本地一女子的丈夫获得诺贝尔奖”。
巴丁还是原来的巴丁。颁奖仪式举行前一分钟，正在换礼服的布拉顿接到巴丁的求助电话。由于领带发生意外，巴丁要向布拉顿借一条，而此前他刚向布拉顿借过一件背心。
带着荣誉回到学校的巴丁，依旧低调。他担任学生拉塞尔的论文委员会成员。在做开题报告时，拉塞尔告诉委员会，自己无法找到某方面的论文资料。巴丁在台下一言不发。报告结束时，他递给拉塞尔一个书单，上面列着的学术刊物，大都晦涩难懂。
大部分时间，巴丁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1941年，巴丁研究超导性的论文，曾被人交给泡利。得知泡利不赞同这篇论文后，已经被征召到海军军械实验室的巴丁，便把论文暂时放了下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后，他经过六年努力，和库珀、施里弗一起提出超导的微观理论。但在1958年，施里弗到哥本哈根拜访玻尔时，玻尔认为这一理论不正确。巴丁则在给施里弗回信里，写道“玻尔并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然后便不再多说。
在伊利诺伊大学物理系和电子工程系，巴丁却不得不多说，“约翰会知道的”已经成为大家的口头禅。很多同事和学生，都跑来向巴丁求教。这甚至让他的同事感叹，自己好像“同佛祖待在一个办公室”。
“佛祖”也表现出了他的宽厚。1962年，在一次公开辩论会上，巴丁反对23岁的研究生约瑟夫森提出的“约瑟夫森效应”。反对归反对，离开时巴丁还是像父亲拥抱孩子一样拥抱了对方。在不久后的一次会议上，巴丁公开收回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并在1965年邀请年轻人到伊利诺伊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
1972年10月20日清晨，巴丁被瑞典官方打来的电话吵醒。他因为超导性研究，再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奖典礼那天，妻子注意到，经过大厅时，巴丁和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的伦德奎斯特走在最前面，但巴丁的害羞让他有些畏缩不前，伦德奎斯特只好拽着他往前走。
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生前，一度打算为这位唯一一个两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奇才立传，最终未能如愿。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巴丁在生活中实在太普通，引不起读者的兴趣。
巴丁始终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凡人。欧洲犯罪问题委员会曾询问巴丁：作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你对死刑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有何看法？巴丁回答：我不认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就具备了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的特殊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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