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发表于 2017-9-22 20:18

第四章 模式转换是一条双行道 (超常思维的力量)

所有的行动都有可能会走得太远。 --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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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一些邮件打印出来,油墨在纸面上变成了文字。尽管这种打印方式可以一直追溯到古藤贝格(Gutenberg)在15世纪进行的通信革命,但你并没有感觉到500年前通信模式的变迁。你翻箱倒柜,寻找女儿送给你的钢笔,写下一封信。你用的纸,其实早在公元前105年或更早就已经由中国入学会制造了。你贴上邮票,开车去邮局。在路上,你买了一份报纸,不断转换电台以获取最新消息。到了晚上,你回到家里,你可能会看电视、读书、上网或者出去看场电影。
  这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这些不同的交流模式,在刚刚出现的时候,总是有人预测说,它们将会引起一场抛弃旧模式的革命。但实际上,这些旧模式始终存留了下来,就像阿米什农民在现代社会仍保持着旧的生活方式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旧模式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用途。有时候你看待模式变化的方式过于绝对和单向了——看成是一张通往新世界的单程车票。但正如本章所论述的那样,模式变迁通常更像是一条双行道。
  当汽车出现的时候,你可能会为那些马车夫和做马具的人感到悲哀。他们好比恐龙,经历着深刻的模式变迁。这种变迁使得由铁匠、马车夫等构成的马拉车运输方式发展成了汽车、高速公路和加油站的新兴模式。老式的马车模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难道不是吗?
  其实不然。运输业确实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但马车运输模式并没有完全消失。马的角色改变了,但它们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期的那样,在田野中休闲地啃草,而是从劳动力变成了娱乐消遣品。在一些地方,过去的马车工作模式也还在使用。事实上,据华盛顿的Barents Group估计,在美国大约有690万匹马、710万人从事与马有关的工作,每年为美国经济贡献数十亿美元产值.这也意味着仍然有许多人在生产马具。
  除了娱乐用途以外,在某些情况下,马仍然比其他运输方式更有优势。比如在经营农场,或是警察在拥挤的街区巡逻时。而且从情感上讲,马也具有吸引力。如我们在皇家婚礼或约翰·肯尼迪总统葬礼上看到的。
  在2002年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中,特种部队和阿富汗盟军在夜间跋涉险恶山路时,都是以马代步。他们边骑着马,边用手提电脑精确制导空袭导弹。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把这称作“21世纪的第一场骑士战争”。
  这并不是说马可以重返高速公路,而是说旧有的模式仍然可以有效地工作,即使在当今拥有火箭的时代。如果军事指挥员不知道这个模式,或不考虑它,它们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就少了一些有用的手段。  
新的与旧的
  新旧模式的转变并不需要像革命那样绝对,它们往往是可以共存的。当认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就可以用一种更为实际的眼光来选择不同模式。当汽车有效的时候,我们就用汽车;当马更方便的时候,我们就骑马。我们不是勒德分子,具有教条主义式的拒绝模式;也不是革命派,对新的模式如教条主义似的一往情深。我们综合考察所有的模式,选择其中最有效的那一个。
  通过这种方法,模式的变迁就变成一条双行道。我们可以在新旧模式之间自由转换,这样的情况在许多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参见资料框:“双行道”)。
资料框-双行道
  互联网。在互联网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人认为这种全新的通讯方式会取代旧有的方法。传统金融服务公司被一些新星如Wingspan公司彻底清除银行支行之类的口号所撼动;书商们担心他们的书店最终可能会变成亚马逊的分支机构;Webvan公司则声称在超级市场推着小车买东西的方式已经彻底过时,使得许多零售商胆战心惊。但事实上,互联网被整合进复杂的销售渠道中,形成了“打电话、网上订购和亲自前往”多种方式并存的情景。像Barnes&Noble.Tesco或Schwab这样成功的公司,都将自己强大的网络结构和实际存在的分支机构结合起来.而最终形成由消费者选择他们偏好的购物方式的模式。尽管Schwab公司的不少顾客选择网上购物,但绝大多数人仍然选择传统的方式。
  无纸办公。所谓的“无纸办公”其实比以前消费更多的纸。美国造纸业博物馆的报告指出,在当今数字时代,平均一个美国人每年消费675磅纸,全美目每年总共出版35亿份杂志,20亿本书,240亿份报纸。现在我们仍然用钢笔和铅笔写字,尽管我们可以选择圆珠笔、水笔或者其他一些新奇的书写工具。所有这些不同的模式都同时存在,因为总有一些人或在某些情况下会存在不同的偏好。
  电视。人们以为电视带来的变革会使得对收音机的需求彻底消失。这听起来很合理:如果人们可以在听到声音的同时看到图像,为什么还要选择只能听到声音的方式呢?尽管收音机并非是客厅里的宠儿,但人们在驾车或其他情况下依然广泛使用这种旧有的方式。在持续的演化和变异过程中,旧有的模式焕发了新生。类似地,在家庭影院系统极速发展后,有报道说电影院可能会从此没落,但事实并非如此。同样,书和报纸也仍然很好地并存着。
  模拟化和数字化。数字手表的兴起并没有取代传统指针式的手表。这也许反映了传统的作用,但也反映了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和不同的偏好。这两种方式其实经常是共存的,人们可以在不同的条件下选择不同的时间表达方式。比如在汽车上,很多表盘是数字式的,可能因为它们更容易安置也更方便人们在驾驶时读表。但是大多数的时速表用的却都是传统指针方式,可能因为指针更方便于显示加速。数字和指针两种显示方式都一直并存着,汽车制造商、钟表和其他制造商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同的方式,或者把选择权留给消费者。甚至某些时速表是数控的,可以在英里和公里单位之间切换,从而不需要在时速表上同时标示两种刻度。这种整合模拟和数字的“双项选择”解决方案也应用在英制和公制两种系统的并存方面。
  航空公司。廉价航空公司如美国西南航空、Easyjet、Ryanair,正在向旧的航空旅行模式发起挑战。通过减少附加服务和缩短路线,这公司提供的“豪华大巴服务”的价格可以比大型航空公司低很多。虽然这些公司很成功,但大型航空公司并没有因此而破产。至少到目前为止,两种方式都存在。是旅行者而不是旅行社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实际情况自由选择不同方式。Ryanair航空公司还通过网上预订系统降低了日常费用。顾客可以通过传统的大型航空公司进行商业旅行,而通过廉价航空公司进行个人旅行。同样,旅行者也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安排自己的行程,包括依靠旅行社或互联网。
  保护隐私权。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人们愿意牺牲一定程度的隐私来对付“红色恐怖”的威胁。但随着冷战结束,保护隐私又重新成为焦点。“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争取隐私权又一次让位于对恐怖主义的打击。我们在不同的观点之间摇摆——一方面,公民有社会允许的绝对权力保护自己的隐私,但另一方面,安全的考虑又会超越隐私权。这些不同的观点会延续未来这方面的争议。当落基山脉研究所( Rocky Mountain Institute)负责改进华盛顿特区内白宫和其他政府机构的通风系统时,重新使用了原先运转正常但现已停用的一部分通风系统,虽然它们并不符合现在流行的空调系统的要求,没有封闭建筑、中央空调和加热单元。落基山脉研究所的设计者们试图建造一种“能自己呼吸的”建筑,有利于环境,但不同于流行模式。他们发现,旧的模式仍然有相当多的闪光点。
  婚姻生活。当一对恋人结婚生子时,他们便放弃了单身生活的模式,开始以父母的角色生活,他们开着家庭轿车,为孩子上学的事情着急。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放弃了以往的单身生活方式。他们在承担新的父母职责的同时,可能仍然保留了以前的兴趣、爱好,他们可能会找时间出去吃一顿浪漫的晚餐,或者和朋友出去玩一个晚上。
  流行的管理模式。正如第三章讨论的,每一次新的流行好像都是一场绝对革命,但通常事实并非如此。全效管理、过程重新构建以及其他模式对商业成功都有作用,但并非绝对正确。那些狂热地追求某一种模式的公司,最终都发现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在“重新构建”的热潮下,很多公司放弃了诸如关注人力资源和员工动机之类的模式,结果它们不得不经历相当痛苦的过程来重建以前的模式。有时候最成功的转变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将新的思维方式整合到已有的组织模式中去。
  医药。医疗研究变化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一位医生兼老师曾说,他们在医学院里教授的内容在今天来说有一半是错的。虽然人们最初认为,使用β阻断物来降低心率以治疗高血压法将威胁心脏病人的生命,但是十年之后新的研究表明,这些β阻断物可以降低心脏病人的死亡率。古代的治疗方法,如用水蛭给病人放血现在又被重新应用于治疗关节炎引起的疼痛。伴随着医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医疗模式也得到持续发展。  
科学革命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其著名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中,最早使用了“范式转换”这一概念。他提出,科学的发展往往不是在某一给定架构下进行的,而是突然跃迁至新模式的。当旧理论不再适用或其内部矛盾已激化后,“常规科学”时期的旧模式就动摇了。例如牛顿物理学在解释光速问题上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爱因斯坦发展出相对论,后者成为一种新的
范式。
  库恩讨论的“范式”和我们讲的心智模式有些相似。它是一种试图解释和理解现实特别是智力活动的模式。库恩及其后继者通常认为这种范式或模式转换是一种单向的变革,是绝对的、不可逆的。与著名的模棱两可图形(一幅既像少女又像老太婆的图形)中的“格式塔跳跃”不同,库恩认为科学家不能在两种思考方式之间转换。结果,如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指出的,这种革命“似乎并不是理智的行动,而是更像宗教信仰的皈依”。
  事实上,科学家就是在不同思考方式之间转换。在普通物理学课程上,教授会讲授牛顿力学以及詹姆斯·麦克斯韦(JamesMaxwell)的场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在解释现实时仍然有价值。不同的模型是可以共存的,它们可以用来解释某些不同的特定问题。
  当人们肯定新模式的效力并采用它们的时候——比如汽车比马好用得多——这种单向的“宗教皈依”可能导致了对新模式的过分狂热。比如,人们可能会开车去仅有几街区远的商店,或可能开车20分钟去健身中心的跑步机作运动。人们不再认真思考新模式的真实用处,完全放弃了旧模式,而不是试图将新模式整合到一个综合的解决方案中。
  也许库恩自己陷入了人类最古老的一种思维漩流中——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如果只有两个选择,我们总想找出到底A与B哪个更好,而不是想办法把它们整合起来。我们总想当一个清晰的赢家,不喜欢那些模糊的情况。上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就是如此,投票人在乔治·布什和阿尔·戈尔之间摇摆不定。
  人们对确定性的需求常常会导致新旧思维定式之间的“皈依过程”,皈依者成为新模式的坚定拥护者。这在很多管理改革中都有所体现。他们把新模式看作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忘记了旧模式的优点或没能以更宽广的视角看待组织。它们不是把新模式看作一个有价值的应付挑战的工具,而是把它看作手中的榔头,每一个问题则都是一颗钉子。
  其实变革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旧模式。变革的支持者,不管是对于管理变革还是政治变革,往往只强调沿用当前模式的危险性,而在本书中,我们要采用一个更实际的观点,我们需要认识到当前模式的优点和缺点,理解旧模式和新模式在变化的环境中的作用方式。尽管变革总是吸引人的,但它通常也会产生极大的危险,甚至产生比保持现状更大的危险。  
有时我们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
  我们小心地避免自己走向极端。虽然认识到范式转换的双向性非常重要,但这并不意味我们要同时采用两种方式。有时候我们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从旧模式变为新模式。E-mail很好地满足了今天许多交流的需要,但是我们没有忘记笔和纸仍然存在,因为在某些沟通需要下它们是更好的工具。各种模式并不会消失,但它们会被搁置不用。
  那种通过驱逐恶灵来治病的方式,尽管并没有完全消失,但相对于现代医学来说,绝对是一种不太好的方法。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心智模式并没有完全消失。即使在西方医学占统治地位的今天,仍然有很多其他治疗方式的存在和复兴,比如维生素疗法和顺势疗法,以及针灸和按摩等等,它们都基于十分不同的治疗理念。由于这些方法还在得到应用,以及当前模式可能存在的问题(如严重的副作用),所以今后它们仍有可能变成主流方法,或在某一特定群体中极为流行。
  “补充治疗”或“整合治疗”采用一种双行道的做法,把古代的治疗传统与现代医学结合了起来。一些人可能会把另类疗法作为主流方法,把吃药或外科手术为最后的手段;其他人可能只对小恙采用这种另类疗法。不同的人群对这些方法的价值有不同的看法,极端的人教条地反对另类疗法或者绝对地反对西方医药,这只会限制自己的选择。
  民意和规章制度的变化可能为某些行为或心智模式敲响丧钟。在20世纪5 0年代,社会对吸烟并不反感,常可见到电影演员在荧幕前后吸烟。但随着机场、饭店、办公室和其他公众场所对吸烟限制措施的出现,吸烟变得越来越不被人们接受。虽然某些烟草的出现曾引起人们对其兴趣的增加,如流行了一段时间的雪茄吧,但是反对吸烟这一趋势看起来是不可能逆转的了。
  严格的管制最终也可能导致逆反和反弹,就好像美国历史上的禁酒令一样。当然,建立规章制度本身也可能是一条双行道,制定与撤销在不断地对抗着。
  即使像那些已经臭名昭著、具有毁灭性的心智模式,诸如纳粹主义或白人至上主义等,也仍然存在于某些人心中。尽管大多数人都想阻断这些双行道,但其上的交通仍在继续。大多数人觉得这些模式应受到斥责,但有些人仍然觉得它们是理解世界的最好方式。
  就像物质和能量的关系一样,没有哪个心智模式会被彻底毁灭。它们只是被忽视了。如果我们从旧模式单向过渡到新模式,那只是说我们不再选择旧模式了,而不是说旧模式从此消失了。但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旧模式的存在,并且时不时地回头看一看,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可能比我们想像的更有价值,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不同模式之间选择最优方案来应对现实的挑战。
范式转换:生活在圣彼得堡
  有时候范式会变来变去。比如说,1703年由彼得大帝建造的圣彼得堡,因其有众多的宫殿和广场而著称。彼得大帝努力为俄国引入西方文化与技术,使圣彼得堡成为俄国最西化的城市。这个位于芬兰湾的港口城市也为俄国提供了一扇开放的窗口。在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为了纪念列宁而将圣彼得堡更名为列宁格勒。这个新名字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范式转变:从圣彼得堡的西化倾向转变为共产主义倾向。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逐渐增强,列宁格勒又被重新命名为圣彼得堡。
  当共产党领导人将城市命名为列宁格勒的时候,他们肯定认为这代表了一个重大而永久的政治变革。但是冬宫( Hermitage博物馆)、圣伊撒大教堂以及其他圣彼得堡标志性的景观并没有就此消失。事实上,转变并没有像共产党人期待的那样巨大而永恒。圣彼得堡所代表的对西方文化技术的追求也没有在人们心中消失。结果当人们重新作出选择时,他们又采用了圣彼得堡这个名字。
  有时候,我们的范式转变仅仅是暂时的。我们以为我们改变.了所有事情一一比如变成了列宁格勒——但有一天我们发现又回到了圣彼得堡。新旧范式之间的变化仿佛钟摆一般。新思维只是短暂地占据统治地位,它也没有就此消失。共产主义思想仍然在俄罗斯存在,它只是不再流行和强大了。
  人们追求市场份额的欲望导致了大量的互联网投资,但今天人们开始重新重视投资回报和现金流。这并不意味着市场份额不再重要了——它只是暂时变成了一个隐性因素。
  当民主政体遭遇战争时,它们可能会采取比极权政体更残酷的手段。比如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把美籍日本人投入了集中营。当需要工厂劳动力的时候,英美都将大量的妇女召人工厂以保持战时生产。为了满足实际需要,我们经常会改变心智模式,不管我们曾经多么强烈地坚持它。
  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个人自由的思想导致了开放婚姻与无责离婚潮流的出现。从一些有关婚姻对伴侣和子女作用的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前很多人在回归传统的婚姻观念;但我们同时也看到许多其他的对待婚姻与家庭的不同态度。
  公司则由严格的等级组织变成了更为扁平的矩阵结构。它们从追求国际化、整体化又回归到关注区域化。政府也从国有化、严格管制变得更强调私有化和减少干预,接着又再次变回去。当政府在强调创新和效率时,它们就放松管制;而当公众关注工业泡沫和需要保护投资者与消费者利益时,法律又变得严格起来。
  效用的问题总会涉及:效用为谁而设?某个思维定式的变化通常产生于定义效用的人的变化或定义基础的变化。  
超前于时代的范式
  除了选择已有心智模式解决当前问题之外,我们可以发展新的模式来应对未来的挑战。科幻小说里充满了类似于太空旅行之类的点子,这些玄妙的想法在写下来的时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它们又会变得可行。这些就是超越了时代的范式。通过考察这些未来潜在的范式变迁,我们可以更好地考察它们的影响,为之做好准备,并及时察觉它们的出现。
  举例来说,在几十年内,氢气将取代石油成为世界的主要能源。这种观点不仅对石油工业有重大影响,而且对全球的经济和政治都会带来影响。正如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他的《氢气经济》(The Hydrogen Economy)一书中所指出的,选择天然气这种当前尚未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能源,可能会导致能量更加广泛的分布(包括电力能量和政治能量。
  完全地接受这种观点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战略错误。比如英国石油集团(British Petroleum)的“超越石油”行动,就因其对替代能源的过分热中而遭质疑。在另一方面,忽视这种观点的公司则可能被远远抛在后面。同时考虑新观点和旧观点,可以使经理们自由地在新旧模式之间转换,在特定时间选择最优的方案应对世界的变化。如果经理们不肯接受这种超前的观点,那么他们可能直到这种转变真的来临时也不一定会察觉。公司需要从环境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行动,考察对于公司的商业活动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这样才能避免只注重公司业绩这种心智模式可能导致的疏漏。
  尽管有些模式刚开始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当前发生着的一些变化很可能使它们成为可能。比如,氢气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于:生产氢气的电力从哪里来?这种生产是否有经济效益?微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提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氢气的方式:不需要电力,而是通过微生物的化学合成。一些研究小组已经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他们在寻找那些在代谢活动中能产生大量氢气的微生物。文特尔博士也在考虑制造专门具备此种功能的合成微生物。微生物学的进展可能影响到另一个领域(比如能源生产)中新模式的适用性。由于存在这种复杂的交互影响,所以简单地拒绝新模式是十分危险的。我们需要看到新模式今天和明天的价值,不断地评估它们的前景。  
双向审视
  你如何决定是把新模式加入你的预备方案还是放弃?有一些策略可以帮助你作出决策:
    ·考虑模型的效用。旧模式能否有效地实现某种目的或促进某些活动?新模式能否做得更好?请注意那些细微的区别。比如,尽管计算机可以有效地打印大量的信件,但一封手写的信可能更易吸引人们的注意。(事实上,确实有些非营利组织不再使用机械打印的信函,而是以手写方式进行沟通,因为前者常常被作为垃圾信件而遭忽视。)如果你只是从衡量效率的角度去评价手写信函,那么你就可能忽视了客户对人情与亲切感的需求。
    ·寻找新的用途。很多养马的人或从事相关产业的其他人都曾经在汽车出现之后,离开了自己从事的行业。但还是有些人注意到,尽管马匹在运输业的使用正在减少,但它们在其他领域仍然有潜在的用处。旧模式的新用途究竟在哪里呢?
    ·把旧模式放到一边。保留很多旧模式可能会使得你难以决策,使你的决策时间变长,并且不得不花很大力气寻找合适的方法。同时,保持所有的可能性需要很大的花费。比如说,如果你只是为了防备在偶然的情况其他交通方式完全瘫痪而在马厩中养一匹马的话,那么养马是很不合算的。如果你现在并不使用某种模式,那么就应把它放到一边,集中精力于目前使用的模式。你需要仔细考虑保留一个模式的成本,以及在不同模式之间转换的成本。在很少一些情况下,保持一个模式所需花费会远远大于你完全搁置它所带来的好处。
    ·不要丢弃旧模式,而要仔细存档。即使某个模式当前没有用处,也没有被整合到你的预备方案之中,但它也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帮助你解决某些困难的问题。尽管你并不会把自己的钢笔总摆在桌面上,但你却应该把它放在抽屉里收好。当你遇到某个麻烦的时候,如美国陆军在阿富汗山脉中遇到定向制导导弹的问题,你的旧模型之一很有可能会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避免被错误的一方所吸引。当你采用一个不同的心智模式来看待世界的时候,你通常会成为新生事物的忠实拥戴者,很难重新捡起旧模式,无法与以前的朋友或同事沟通。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的心智模式看作《星球大战》(Star Wars)中的天行者卢克(Luke Skywalker)与达思·韦德(Darth Vader)之间的斗争。达思想把自己的儿子卢克引诱到黑暗势力一边来,而卢克则想把达思拉回到正义的一方。但问题是,交流的基础是能够以对方的视角去看待问题。如果你或者决然拒绝新模式,或者完全接受新模式,你就失去了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的能力,你也就失去把新的心智模式传输给同伴的能力。  
* 建立一个潜在模式的目录。当你拥有一个新模式(如氢气能源)时,将它保留在一个系统目录中可以使你意识到它的存在并寻找途径去应用它。即使科幻小说也可能提供了某些在未来具有实用价值的模式。你越熟悉这些不同的模式,就会越容易发现使用它们的时机。
* 将不同方法整合起来。除了你头脑中已有的模式外,你可以通过与具有变革思想的人的交往来了解其他心智模式。比如说,如果你的团队里有骑马的人,他们就会努力试图应用马匹来解决某些新问题。但如果没有人具有这种背景,对马匹的使用就不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尽管在场的许多人知道马匹的存在,但他们可能不会认为马匹可以用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如果不同的意见都有机会得到表达,那么一个机构就可以有更丰富的手段应对挑战。
* 建立模式的工具箱。这个方法的目的是建立一套最适合你自己的体系或模式的工具箱。每个人的模式可能都会有所不同——水管工的工具箱肯定与电工的有很大差别。所以工具箱其实是一个包含了很多不同模式的元模式。组建了这样的一个模式体系,你就可以自由而灵活地寻找到合适的方法来应对某个特定的挑战。
* 学会接受被看作缺乏特点的人。根据效用原则选择一系列不同模式,可能使你看上去不敢全力支持某个模式。有些人认为,支持所有选择就等于对哪个都不支持,这种情形会令他们紧张甚至生气。你需要学会接受共存的模型,并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它们。  
  心智模式是你用来解释周围世界、解决问题、采取行动的工具。若要放弃一个模式,转而选择一个新的模式,你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超然。当今的工人在使用电动工具的同时也使用一些手动工具。有效的问题解决者在脑中有一系列旧的和新的模式,这些模式都有可能在某一天派上用场。
  你需要尽可能系统化地整合你的模式,你自己和你的机构都是如此。这个过程可以是深思熟虑的,比如法律系统通过案例和立法来增加新模式;也有可能是依据已有的核心原则,如宪法或法律来进行。一个拥有学习能力的组织依靠已有的知识,积累来自实验的智慧,共享来自机构内外的新方法和新视角。
  你需要在自己的抽屉里放些铅笔、圆珠笔、钢笔和纸张,桌面上放好一部电话、一台打印机以及一台与网络联通的电脑。有这些东西可供选择,你就不会是某一种世界观的囚徒——被封锁在特定范式的城堡中。相反,你要给予自己自由地在不同范式之间旅行的“通行证”,看看各种“风景”,在大桥上来回走动,获得新的视角,选择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  
超常思维
* 你当前应对挑战的系统化的心智模式是什么?
* 看看已被你抛弃的一些旧模式。它们潜在的价值是什么?它们在什么情况下最有效?(例如,如果你现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所有的信件,那么什么时候手写的便条会更有效呢?)
* 每个模式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那些被抛弃的旧模式有什么新的用途呢?
* 你如何增加新模式,扩展你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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