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精神能量：知道为什么活着
阅读本章前，请思考如下问题：1.想一想，你希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
2.想一想自己从事的工作，到底为什么在做这份工作？这样做是否值得？
3.回想一下你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满足他人需要的时候，描述一下你当时的感受，你是否感到恐惧？你的付出有何回报？
4.回想一下，当你和别人意见相左时，你是选择息事宁人，还是立场坚定？你认为其中的问题何在？
5.你总能兑现自己的承诺吗？如果不能，问题出在哪儿？怎么解决？
我们在某一时刻可以消耗的精力的数量是我们身体承受力的反映。我们消耗自身能量的动力主要是精神层面的问题。从根本上说，精神能量是我们生活中各方面行动的独一无二的动力。它是我们的动力、毅力和行动方向的最有力的源泉。我们没有按照宗教意义来界定“精神”的意思，而是采用更简单、更基本的措辞：和一套最不易改变的价值观、超越自身利益的目的的联系。从实际的角度看，无论我们肩负什么样的使命，任何能点燃人类精神火炬的事物，都可以为驱动全方位投入服务、为我们的最佳效能服务。为精神能量提供动力的关键“肌肉”是性格—按照自己的价值观生活的勇气和信念，即使这样做需要个人牺牲、历经艰辛。支持性“精神肌肉”包括热情、承诺、诚信和诚实。
通过恰当地关爱自己来平衡对他人的责任可以保持精神能量。换句话说，按照我们自己最坚定的价值观生活的能力，依赖定期补充我们的精神能量—找办法休息、重新焕发精神并重新和我们认为最鼓舞人心、最有意义的价值观相联系。当我们缺乏足够的精神能量时，我们必须通过系统的方法再进一步—挑战我们的自满和私利。在罗杰的例子中，由于没有一种迫切的目的感，他失去了热情和明确的方向感。他处于这样一种生存模式，只满足那些迫切的要求，混一天算一天。往往，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受害人。罗杰没有过多考虑他的选择所带来的长期的后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不清楚自己希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或者他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结果是他全部的精力系统都受到了损害。
通常是悲剧发生时人们才发现精神能量的重要性。当演员克里斯托弗·里夫(Christopher Reeve)在1995年从马背上意外坠落造成四肢瘫痪时，要是他觉得被绝望所压垮本来也没什么让人惊讶的。他后来说，他曾打算自杀，尽管有这个想法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很快，里夫设法找到了精神能量最好的来源—继续和家人在一起的欲望、继续帮助寻找他这种情况的治疗方法的欲望和继续为这个世界做贡献的欲望，尤其是给和他情况一样的人以鼓舞。这种强烈的目的感帮助里夫找回希望和乐观精神，目标专注而明确地继续向前，即使体能严重衰退，即使特别容易受到恐惧、挫折和绝望的影响。精神能量有效地挽救了他的生命。
证券交易公司坎托·菲茨杰拉德(Cantor Fitzgerald)的雇员在面对一个不同寻常的悲剧时一起利用了储备丰厚的精神能量。公司的总部位于世界贸易中心顶层的四层楼上，它的纽约办事处
1 000名员工中有2/3以上的人在2001年9月11日去世了，公司的计算机系统和大量数据也被破坏。人们不清楚坎托公司自身能否生存下去。可以理解幸存的员工非常震惊、悲痛，很多人受到了创伤。在精力方面，身体、情感和思想上的消耗是巨大的。
结果发现，让坎托公司的员工们继续前进的是一种迫切的目的感。为挽救公司所做的努力当然能为他们自身的经济需求服务，但是他们的目的比那个要大得多。几天后，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坎托的董事长，宣布在接下来的5年里将把公司利润的25%送给遇难员工的家人。这个决定激励幸存的员工为了自身利益以外的目的而奋斗。就像其中一个人说的，幸存者们成了一帮弟兄，因为共同的悲剧和前面的挑战而团结在一起。
这样做的结果是惊人的奉献精神。员工们开始每天工作12~16个小时。海迪·奥尔森是一位曾经离开了公司的员工，在“9·11”后他觉得自己必须回来。按照他的话说，“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成了过去。因此我只是在做我不得不做的事。就像一位母亲—在精神意义上，在为了家庭的利益而做任何事。”沿着这条路，坎托·菲茨杰拉德的员工们发现了以前没有用过的情感资
源—耐心、同情、毫无怨言地忍受艰苦的临时工作环境的能力，这些情感资源帮助他们抚平创伤。他们对更高的使命的承诺，帮助他们即使是在睡眠有限的情况下，也能集中精力并保持很长时间。如果从长远的角度看有什么风险的话，那是无法适当地补充他们身体、思想和情感的精力储备，最后可能会造成精力枯竭、身体和精神垮下来。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想出比这个更生动的例子来表现可供发掘的精神能量的巨大宝藏—即使是在最恶劣的逆境下，凭借共同的信念和对超越自身利益的使命的承诺也能逆流而上。
为了理解目的在日常生活中的重大意义，想想安的例子。安是一家大型化妆品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在长大成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安曾试着戒烟但都没成功，她把自己的失败归罪于缺乏自我约束的能力。吸烟对她的健康和工作成效产生着不声不响但又无法否认的影响—因呼吸急促导致耐力下降，比她的同事更容易生病，开会时总为想抽烟而分神。她显然也意识到吸烟会使她的寿命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吸烟带来一种强烈的愉快感觉，这是一种减轻她的焦虑、缓解交际压力的途径。最重要的是，烟瘾强烈地控制着她。
当安得知自己怀孕那天，她立即决定戒烟。直到孩子出生，她从未再拿起一支烟。但她产后还没有出院就又抽上了。一年后，安再次怀孕，她在接下来的9个月里再次停止抽烟。就像第一次一样，她很容易就能克服不断的对烟的渴望，但和第一次经历一样，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马上就又开始抽烟了。“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她悲伤地告诉我们。
原因其实很简单。当安能把吸烟的后果和一个更大的目
的—她未出世的孩子的健康联系在一起时，她就找到了中心的目标。放弃很容易。她的孩子一出生她就不再有这么明确的目的感了，吸烟的诱惑再次变得很诱人。虽然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在感情上觉得有负罪感，甚至在身体上经历了吸烟的消极影响，但都不足以让她改变自己的行为。
为了戒烟，安需要一种独特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同精力的精神源泉的联系。我们帮助她通过三种方式和目的感重新联系起来。第一是指出被动吸入之烟本身有潜在的危害，如果她继续抽烟的话，她的孩子的健康将面临危险，她的这一行为也是在暗示孩子们吸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还迫使安面对一个现实：继续抽烟会极大增加她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失去妈妈的可能性。因为家庭和对他人的关心是安重要的价值观的一部分，这些价值观成为使安戒烟的动力。最后我们帮助安承认吸烟是她健康状况不佳、精力不济的首要原因，这对她的工作表现造成了重大影响，并最终影响到她与家人的关系。
比起精力的其他层面，精神能量的消耗和补充更加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同时发生的。几乎全部思考活动都会说到精神“工作”和精神“实践”。这些活动的目的可能是为别人服务，深化我们的同情心或者帮助我们体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另一方面，精神能量的补充来自我们的目的感以及最不易改变的价值观，并和它们相联系。
有些活动不需要大量的能量消耗就能产生相当大的精神恢复。这些活动包括在自然环境中散步，看一本鼓舞人心的书，听音乐或者听一位伟大的演说家的演讲。相反，精神实践可能同时既补充精力又需要精力。比如，冥想需要调动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让大脑静下来，但是也可能有助于重新获得豁然开朗、相互联系甚至喜悦的感觉。像瑜伽一样，冥想是一种能涉及所有方面、既可以增强精神承受力还可以让思想和情感得以恢复的做法。
祈祷也需要精力集中和沉思，但是也可以让人得到情感和精神上的慰藉。定期想想我们最坚定的价值观并对它们负责是件既困难又费力的事，但是它也可以鼓舞我们的士气，让我们变得精力充沛。从更基本的层面上说，拿出时间和精力给我们的孩子们，既是一种精神“实践”—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而牺牲我们自己的迫切的需要，也是在情感上和精神上补充精力的丰富的源泉。同理，为他人提供的所有服务，其中也包括相当多的努力甚至不便，但是也许还会带来深远的意义和深深的满足感。
加里：冷漠，不满
加里，47岁，是一家大型金融服务公司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在为公司供职20年后，他感觉越来越无法投入到工作中去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到底为什么在做这份工作，这样做是否真的值得。他的收入丰厚，但我们和他聊得越多，越清楚他渴望的不仅仅是增加他的纯收入，或是向上爬。在个人生活中他有同样的渴望。他和妻子10年前离了婚，尽管他们共同拥有对两个女儿的监护权，他的旅行计划和漫长的工作时间却限制了他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两个女儿现在都20多岁，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他感到非常遗憾，特别是无法通过他们都喜欢的体育活动和女儿们沟通。尽管加里本人曾经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而且两个女儿在整个中学期间都曾踢足球、打篮球，但是他很少跟两个女儿一起活动以弥补对她们的疏忽。
当我们问加里什么可能让他觉得更有意义、生活目的更明确，他说不出一个可行的答案。在我们的启发下，他回答说：“给孩子们当教练。”他说，对他自己的孩子已经太晚了，但是当教练让他觉得自己在作贡献、觉得有成就感。碰巧加里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些抚养孤儿的家庭，他们照顾孤儿和那些父母被认为没有抚养能力的孩子。多年以来，加里在上班的路上一直路过那里，但几乎想都没想。现在他决定试着做志愿服务。当时，管理人员碰巧在找人做男孩篮球队的教练。这份工作要求每个星期拿出3个晚上，大多数的时候星期六还有比赛。加里决心要去做这项工作。
他作为一名运动员的技术优势很快为他赢得了尊敬，但是，是他的培养方式最终赢得了队里孩子们的心。加里的父亲去世时他才16岁，他的中学篮球教练坚定的鼓励和支持，尤其在加里的表现大失水准时，对他来说非常有意义。他现在正在教的孩子们有更惨痛的故事—被遗弃、被打、被虐待，加里找到用篮球来培养他们的自信和帮助他们相互之间联络感情的方法。
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加里把他实践的头几个星期都花在劝架和让孩子们把注意力放在练习上，尽管并不是很有效果。球队输掉了前三场比赛，队里一位最有天赋的球员弄伤了队友，加里不得不把他开除。但是加里的耐心和坚持最终结出硕果。球队开始赢得部分比赛，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真正像一个队一样一起努力。对于加里，回报是巨大的。他喜欢当教练，他喜欢孩子们。他从中体会到的愉悦影响到他生活的其他方面。多年以来他头一次觉得自己充满活力，而且和别人联系在一起。
在他第一次来找我们的三个月后—他执教一个月后，加里意识到在工作中也有类似的机会：做那些年龄比他小、为他工作的员工的良师益友。公司从未奖励也没有优先考虑这种角色，但是对加里来说，这种做法和当教练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进行真正的改变。他开始了一个仪式，和他那个部门年轻的交易员共度工作以外的时间。他的主要兴趣不在于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而是要帮助他们管理职业生涯，确认他们工作中和生活里其他方面哪些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事儿。
这在股市行情开始恶化时意义特别重大。加里在面临股市低迷时的坚定以及他的冷静后来证明对他的很多交易员来说是无价的。他花很多时间和他们一起共进早餐和午餐，就是为了倾听他们的想法。除了给他们提供如何在困难的环境下不迷失方向的建议外—以及起一个榜样的作用，他还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价值并不随股市的变化而起落。他们中有几个人甚至照他的样子在不同的社会服务机构做志愿者，其中一人成了他的助理教练。
尽管在股市萧条的压力下花时间和他的交易员在一起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加里还是觉得这样做非常有回报而且给他以力量。两年里他第一次开始盼望工作，并有一种使命感。他从给别人做指导中得到的回报—既有工作上的，也有和他的篮球队在一起的，让他得到的精力远远超过他所付出的。
重视他人
巴里是一家大型信息服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认为自己是个善待员工的仁慈的老板。可是，巴里从他的直接下属那得到的最一致的反映是，他总是让他们等着，好像不珍惜他们的时间似的。他承认，这是他多年以来一直受到批评的地方，他无法否认它的真实性。不幸的是，他告诉我们，他对此无能为力。巴里作为首席执行官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他从未有意让任何人等他，但是电话和其他要做的事堆积如山，他无法改变这种状况。
在寻找巴里最珍视的价值观的过程中，这个看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毫不含糊地断定，他生活中第一重要的价值观是：尊敬他人。他的父母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他谈到这一点时深信不疑。
“那么，”我们问，“尊敬他人和让别人等着之间怎么保持一致呢？”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他最后说：“不能一致。”
当制定巴里的行动计划时，尊重人们的时间成为他首要的承诺之一。几个月后当我们同巴里聊起此事时，他告诉我们开始时按照日程安排行事很难。他担心如果他在某一特定时间结束会议，会遭到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董事会成员和重要客户的反对。要使之成为可能就要重新把这和他尊敬他人的价值观联系起来。他解释说：“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更专注于按照分配好的时间完成我的日程。有时候时间用完了但是会还没有结束，我就停下来解释说，我很抱歉，但是我已经定下了规矩不能让人们等我，我们不得不以后再安排更多的时间。我发现这似乎让和我一起开会的人觉得受到了更多的尊敬。这也让他们在执行议程时变得更有效率。”仅仅承认尊敬他人有多重要，就让巴里决定做出多年都没做过的改变。
杰里米：缺乏决断力，回避冲突
杰里米，37岁，是一个通过网络销售很多产品的大型消费公司互联网部的业务经理。杰里米在构建交易框架方面非常有才气，并能非常有创造力地处理数字，他负责帮助公司在网上展示产品，同时尽量缩减公司的开销。按照他自己的和同事们的观点，他首要的效能障碍是难以采取强硬的立场，不愿发生冲突。
杰里米告诉我们，在人们和睦相处时他感到更舒服，他不想制造风波。他否认自己只拣别人想听的说，但是他承认受到大家的喜爱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与别人的看法如此合拍，乃至他常常发现很难分清自己真正是什么感觉。一方面，这使他成了能理解别人的听众和一个让人觉得就在身边的人。另一方面，这也让他处于被动、缺乏决断力，这使得长期以来他的同事不再征求他对问题的看法。他不是战略讨论时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而是主要扮演一个进行数字运算的角色。
杰里米从未想过他面临的障碍主要是精神上的，他所缺乏的是集中精力的办法，这是和一个人最坚定的价值观相联系的。我们建议他把自己的导向从迁就他的老板们、非常担心他们如何看他，转移到相信他自己的意见、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采取明确的立场。这并不意味着他非得和别人对抗或敌对。他仍然可以怀着敬意对待他人，同时保持自己的立场。
等到要制定适当的仪式时，我们建议杰里米从每天早晨安排时间做好思想准备开始。这样做让他有机会在开会前演练一下他要做的发言，想像他的建议被接受、受到重视。从我们和运动员的合作中我们了解到，提前想像一个在效能上将要面对的挑战，是减轻焦虑、灵活自如表现的非常有效的方法。杰里米还决定在会议之前留出时间研究要讨论的主题，为的是在讨论即便是他专业范围之外的问题时也能了解充分的信息。
杰里米仪式的第三个方面是为会议本身而设计的。出现问题时，他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究竟相信什么？”然后尽量听自己本能的反应。他发现，这么做能帮助他避免被其他的观点分散精力。如果他发现自己太轻易就同意一个观点，他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取悦谁？”事实证明这对杰里米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能确保他的发言是基于自己相信的事实。
琳达：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不可靠
琳达是一个大型连锁百货店负责管理采购人员的经理，有十几个人直接向她汇报工作，她所在的部门有200人。琳达来找我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觉得被工作压垮了，在生活中没有办法找到一种平衡感。她已婚，有个8岁的女儿，大多数时候她工作到晚上8:00，有时直到晚上9:00。她的丈夫有自己的生意，时间安排上比她的要灵活得多，实际上孩子主要靠她丈夫管。琳达不担心她女儿的幸福，但是她觉得被剥夺了更多见到她的机会。在工作上她同时感到她的直接下属越来越严重的士气问题，这让她很为难。
琳达认为自己是诚信的楷模—一个值得信赖、公正、直来直去、有同情心的人。她以总是努力做正确的事为自豪。因此，她发现同事们在她的“全方位投入清单”中提出来的她的首要效能障碍是她不可靠、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时，她非常吃惊。
我们把诚信(性格中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一种基本的精神肌肉)定义为当你说你要做一件事时，做你说你要做的事。按照这个标准，琳达差得很多。部门的重要决定由她负责，她的同事报告说她不断做出她无法兑现的完成工作的承诺。因为琳达本人非常受大家的喜爱，因为她的直接下属知道她有多忙、她工作有多努力，他们不愿让她对此负责。结果是项目都堆积到一起，让为她工作的人觉得既灰心丧气又没有动力。
开始，琳达说好听的，找合理的原因：“我特别忙，我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我从不做自己不想兑现的承诺。”“我最终都实现了这些诺言，没实现的话，是因为那个计划真的不值得优先摆在第一位。”我们指出，这些解释不可能让为她工作的人感觉好些，也不会打破她所造成的僵局。简单的事实就是，琳达高估了自己高效达到所做工作的要求的能力。这是让她工作到很晚、觉得筋疲力尽、破坏她和家人之间关系的原因。
随着琳达开始更好地理解她自己的行为，她开始意识到她这样做是因为她有一种强烈的要控制一切的需求，她不愿意信任他人、把工作交给他人去做。对于为她工作的人觉得反感、丧气这一事实，琳达无法接受。尤其难以容忍的是认为她缺乏诚信—诚信几乎是她最珍视的价值观。
琳达围绕着承诺制定了一个简单的仪式。由于意识到自己很冲动，眼前有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她决定制定一个更有条理的、周密的做这种决定的方法。当任何新的挑战出现时，她暂时停下来问自己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是需要我亲自做的事吗？”如果她的回答是肯定的，第二个问题是：“需要什么时候完成，我能在那时之前做完吗？”如果她有任何疑问，她会查看一下她的日程安排；如果她决定把这份工作接下来，她马上把它加到待办事情清单上，包括答应完成的日期。
“当我告诉某人我要做什么事时，我会做一个绝对的承诺，我大声重复要做的这件事。”琳达后来告诉我们：“很快我就不再做这么多承诺了。我能更好地决定哪些时间更重要，我开始把更多的属于我的职责分派给别人。”
放弃一定数量的权力给琳达出了难题，她觉得如果她本人不亲自监督一些关键的工作，事情就会出错。她继续同自己的这种感觉做斗争。有时候当她觉得不顺心时，她就把工作再要回到自己手里。后来，她设计出一个克制这种冲动的办法，这个办法非常奏效。她只是制定了非常明确的标准和目标，并让人们对此负责。当她对结果不满意时她不是亲自接管工作，而是开始把它交回给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处理。这样做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结果。有两个直接下属，无论她把工作交回给他们多少次，他们都达不到她的标准。最后她意识到他们不适合所做的工作，她以前接管他们的工作为的是回避这个事实。
琳达决定把一个经理打发走，并鼓励他去找更适合他的工作。她给另外一位经理换了一个她认为更合适的工作。毫无疑问，那个经理表现得很好。对于琳达的其他直接下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明显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显示出超出琳达期望的技能、创造力水平和创新精神。“事实上，我的放手改变了我们这个组的气氛。”琳达告诉我们，“人们肩负起更多的责任，我们的工作质量提高了，大多数晚上我开始比以前早很多就下班了。”
迈克尔：不够坦诚，夸大其词
如果可靠地兑现我们的承诺和诚信有关的话，诚实则是关于告诉我们自己和他人真相。这二者都是重要的“精神肌肉”。迈克尔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的投资顾问。1999年末，他和部门的其他顾问被他的老板送到我们这里。迈克尔对要离开工作三天感到很生气，并怀疑我们的安排对他能有多大用处。作为一名高级专业人士，他的收入丰厚，并且在我们的“全方位投入清单”的几乎每项中给自己打的分都很高。他从同事那里得到的多数反馈也同样很好。大多数人都认为他非常专注、有条理、友好、乐观、脾气好。
迈克尔得分比较低的是可信赖度。他并不觉得这有多让人吃惊，但这让他生气。“他们不了解情况，”他告诉我们，“在自我评价方面，我比他们要诚实得多。我承认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名销售人员，我是一个促销员和一个讲故事的人。我的工作是让人们为我的产品而激动，创造积极的、让顾客感觉对他们有利的信息。我不是在卖股票和证券，我卖的是希望和承诺。如果我固执地坚持事实，我什么也卖不出去。”他对争夺客户持类似的观点：“办公室里的人会告诉你我善于操纵别人、狡猾。实际情况是我非常坦率。我做能争取到客户的事，我为他们做得非常好。”
借着牛市的东风，迈克尔在整个90年代以大胆下注为基
础—特别是在技术股方面，形成了一套非常成功的做法。就迈克尔而言，他持续的成功是他最好的辩护。他说：“我履行了诺言，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而且他觉得除了有关如何增强他的身体承受力的信息外，我们的计划几乎没什么用。6个月后，在2000年年中，迈克尔和他那些同是金融顾问的同事们回来找我们参加第二阶段的培训。开始，我们很惊讶再次见到他。原来是因为他的处境和以往大相径庭了。三个月前，.com公司开始纷纷落水，股票市场—最主要的是纳斯达克，大幅滑落。
当技术股开始失控快速下跌时，迈克尔最大的赌注中有几个同时暴跌。他自己的有价证券遭受到沉重打击，他的客户也没有幸免。这个经历既让人感到羞耻也让人冷静下来，这让迈克尔做了深刻的检讨。他意识到，他陷到自己的骗局里了，让自己相信未来是无限的。随着市场一落千丈，他被迫回来花时间反思。他发现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他得出结论，事情一直以来都像皇帝的新衣一样，他确信市场会进一步萧条。
迈克尔在他第二次来我们这里期间花了大量时间斟酌如何继续发展他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只要迈克尔能给自己和客户挣很多钱，他就不太担心夸大其词或者这儿那儿的少说一些实情。现在，由于他的建议而使他的客户遭受损失让他觉得非常不安。他觉得，如果鼓励他们继续持股的话，他会很不自在，更不用说在市场上进行新投资了。说出实情—至少说出他现在看到的实情，似乎是停止损失、让自己觉得舒服些的惟一的办法，即使那意味着失去客户。
迈克尔决定出售他个人的一大笔股票，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从而在短期内持有较多的现金。他还决定亲自向每个客户解释他的决定，努力最诚实地向他们说明他们关心的问题。最后，他制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仪式来解决可信任度的问题，因为他夸大其词的本能特别强烈。他夸大其词往往是条件反射—把一个计划中的数字翻倍，或者夸大一笔交易的进展，或者用“最高”、“最大”一类字眼来粉饰他的评论。他的仪式还涉及负责的问题。无论迈克尔什么时候向他的客户或同事说什么，他说过之后会用一点时间想想他自己说得是否准确。他惊讶地发现不准确的消息是如此频繁地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这让他觉得像电影《大话王》(Liar, Liar)里的金·凯瑞。
迈克尔的第二个承诺是当他发现自己在夸大其词时尽快改正，无论这可能有多么尴尬。他发现增强这种意识、对自己的言语负责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让他感到欣慰。他在执行新仪式的头几周里有五六次纠正了自己的毛病，此后，他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能在真正说出不准确的话之前管住自己。不到一个月，说出实情变得更条件反射了。
迈克尔的客户里确实有几个决定把他们的业务转移到别处，但是绝大多数留了下来。迈克尔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在一段时间里，他在公司的名声也不好。但是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他在2000年年初卖出的股票价值继续大跌，整个股市也同样如此。他的许多身为投资顾问的同僚遭受了巨大损失，不仅是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客户，而迈克尔保守的有价证券却顶住了。他和客户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了。许多客户深深感激他，因为是他的决定挽救了他们，使他们免遭更严重的损失，他们还被他对他们的幸福所表示出的关心所感动。到2001年中期，迈克尔的客户名单实际上扩大了，主要是经过别人介绍。他的工作热情比以前牛市时还高。他第一次感觉到是在真诚地为客户服务而不是简单地增加他的收入。
“生活对我们的希望”
提高精神承受力需要让我们自身的需求服从个人利益之外的事物。因为我们常常把自己的需求视做紧急的，把注意力从这些需求上转移会导致非常原始的生存恐惧。我们会担心，如果真的把注意力集中在别人身上，谁又会为我们着想呢？为了他人或一项事业而把个人利益放到一边是勇气的表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热衷于自己的事最终会消耗掉精力并妨碍效能。我们越是老想着自己恐惧和担心的事，我们能用于积极行动的精力就越少。
开始，让自身利益服从自身之外的利益可能会让我们觉得受到了威胁，但是像加里发现的那样，它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回报—体会到更深远的意义和更大的自我价值。承诺按照我们最坚定的价值观生活，不仅让我们的生活有了一个更稳定的中心，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维克多·弗兰克(ViktorFrankl)令人感动地写到精神承受力如何让即使是最令人恐惧的情况发生转变。弗兰克是心理学家，在纳粹集中营中幸存下来之后写下了经典之作《活出意义来》(Man誷Search forMeaning)。在书中他引用了尼采的名言：“人惟有找到生存的理由，才能承受任何境遇。”弗兰克接着描写这种洞察力如何帮助他挽救自己的生活，即使是在他周围的人相继死去的时候：
为看不到生活中还有什么意义、看不到目标、看不到目的，因此没有必要继续前进的人而感到悲哀。他很快就迷失了。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我们不得不了解自己，然后更进一步地，我们不得不告诉那些绝望的人，我们期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对我们的希望。我们不要再问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而是要把自己想成是被生活提问的人—每天每时。我们的回答不在于说什么想什么，而在于采取正确的行动和正确的引导。生活最终意味着，承担责任寻找问题的正确答案以及完成它不断为每个人安排的任务。
按照弗兰克的看法，我们必须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主动提高精神承受力。这样做必然会感到不适。“思想上的健康建立在某种程度的紧张的基础上，”他写道，“一个人已经实现的和应该实现的之间的紧张，或者是一个人是什么样和应该怎么样之间的差距……人真正需要的不是一种没有压力的状态，而是为一个值得的目标、一个自由选择的任务而努力而奋斗。”
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Armstrong)树立了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榜样。20世纪90年代初，阿姆斯特朗是一位顶尖美国自行车选手，用他自己的话说，特别顾自己。1996年在他25岁的时候，他被诊断患有恶性睾丸癌。很快，癌细胞扩散到他的肺部，然后是他的大脑。他活下来的可能性不到3%。可是阿姆斯特朗活了下来，同样是个奇迹的是，他重返自行车赛场。1999年在他最初被诊断为癌症3年后，他赢得了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自行车比赛—环法自行车赛，而且在接下来的3年里他都在该项赛事中获胜。按照阿姆斯特朗的看法，战胜癌症是一种伟大得多、意义重大得多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它使他超越了自己原本有限的雄心：
事实上，如果你让我在赢得环法自行车比赛和癌症之间选择，我会选择癌症。听起来很奇怪，但我宁愿得到癌症幸存者的头衔而不是巡回赛冠军的头衔，就为了癌症为我(作为一个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儿子、一个父亲……)所做的一切。这场病让我毫无疑问地相
信—超过我作为运动员的任何经历，我们比自己知道的要好得多。我们具备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承受力，这种承受力只有在危机时刻才出现。因此如果忍受癌症的折磨有什么目的的话，我想应该是：癌症意味着提高我们自己。
谨记
◎精神能量提供我们生活中各方面行动所需的力量。它为热情、毅力和承诺提供动力。
◎精神能量源自它和最坚定的价值观之间的联系，以及超越自身利益的目的。
◎性格—按照我们最坚定的价值观生活的勇气和信念，是为精神能量服务的“关键肌肉”。
◎关键的支持性“精神肌肉”是热情、承诺、诚信和诚实。
◎精神方面的精力支出和精力补充是紧密联系的。
◎通过适当地关爱自己来平衡专注于超越我们自身的目的，可以保持精神方面的精力。
◎精神工作既需要精力又能补充精力。
◎增强精神方面的承受力涉及到用和增强身体承受力同样的方法来迫使我们自己突破舒适区。
◎人类精神方面的精力可以突破即使是身体能量的严格制约。
页:
[1]